近日，在哥德堡号造访广州期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教授参加了在中山大学举行的“中欧文化接触与交流——纪念高本汉学术研讨会”。这位82岁的学者思维清晰而敏捷，屡有惊人之语：“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中国人不应该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见7月21日《南方都市报》）

　　其实马悦然的这些话一点都不惊人，因为他早就表态过：“它（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十八个瑞典人给的一个文学奖，仅此而已，它不是一个世界文学奖！”而他接受采访时还说过一句真正的惊人之语：“中国要是没有办法把农民问题解决好，那中国就没有希望了。”原来，马悦然前年去了山西邸加河村，目睹了当地一些农民的现状。

　　马悦然的愤慨绝非矫情，他之所以关注中国的社会现状，不仅在于他本身是汉学家，是诺奖评委，更在于他认为“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的乡愁”。一个异邦的文学奖评委满怀赤子之心，对我国农民现状感同身受，让人敬佩。目前农民的现状是绝佳的创作题材，但有多少作家去感知？文学创作不能悬浮在空中，应与地母相衔接，那么多人仅仅盯着脐下三寸，或陶醉在无关痛痒的呻吟中，这能写出深刻的作品吗？

　　马悦然说，他现在每月至少会收到中国作家15封信，“给我寄稿子，要我把书稿翻译成瑞典文出版，给他们弄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这些所谓的作家干了些什么？他们有没有资格获奖？马悦然最近在翻译山西作家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这正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民困苦生活的小说。试问，写信的作家中有几个也写了农民？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他在获奖词《艺术，真相与政治》中说道：“我们的道德感哪儿去了？我们曾经拥有吗？现在为何不见了？良心是什么？”我想，这才是有道德感的作家，这样的作家才不会去炮制花边文学，不对弱势群体视而不见。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在这样一个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代，怎能忍心漠视农民的生存状况？可是，许多作家围着奖项转，甚至“活动”到瑞典去了。

　　针对一些文学期刊在商业大潮中无所适从，学者丁东前不久说：“既然用了纳税人的钱，公民就有权要求文学期刊对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有所关心，在涉及社会正义、公民权利方面，说一点真话，不要一味回避，一味沉默。”期刊如此，作家何尝不该如此？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