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我国第一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稍作准备后，在乔冠华团长、符浩秘书长的带领下，于11月中旬经巴黎飞抵美国纽约。

　　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惊心动魄的外交岁月——中国外交官手记》一书中，作者吴妙发回忆了这段重返联合国后险象环生的外交岁月。

　　进驻纽约仅三个月，一名公务员遭遇暗害

　　在代表团一行30多人的队伍中，有一位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他个子不高，身材微胖，脸上时时露出亲切的笑容，给人既忠厚又精明，既勤快又稳重的印象。他就是曾在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工作，后转往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担任公务员的王锡昌。

　　王锡昌工作勤快，待人热诚。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常驻居所，暂住纽约的罗斯福旅馆期间，他负责对外接待的杂务工作，斟水倒茶，周到细致。他为大家烧开水，做些必要的值班夜宵，还为大家放些资料电影，以便让代表团成员熟悉联合国和美国的有关情况，早日投入工作。他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很高，在规定的时间内，同几位外交官一起，学习英语语法，掌握必要的日常会话。他来自天津海河河畔，在外交部和驻匈牙利使馆期间一直努力工作，还未建立家庭，像许多年轻朋友一样，用自己的勤奋工作追求着未来，编织着美丽的理想。

　　就是这样一位年轻同志，到代表团仅三个月，就遭到了暗害，以年轻的生命牺牲在光荣而复杂的外交战线上。

　　我们来到纽约之前，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的会议上，就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与美国20多年没有官方接触，纽约又是当今世界上超级大国的心脏地区，到了纽约以后，代表团全体同志一定要住在一起，十分注意保密与安全。他还说毛主席把代表团奔赴纽约这一工作提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高度，要求大家务必团结一致，平平安安，做好中央交代的一切工作。

　　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刚到纽约时，很多美国人对我们表现出热情、友好和好奇，但也遇到了错综复杂的另一面。

　　每天都有不少策反信涌往代表团暂住地———罗斯福旅馆，指名道姓地煽动代表团成员“奔向自由世界”；更有甚者，在一次反华势力组织的叫叫嚷嚷的游行中，竟打出要代表团领导“投奔自由”的横幅。

　　一些当地报刊不时刊登反华文章，对新中国进行诬蔑、造谣和攻击。

　　在这种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代表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代表团包住罗斯福旅馆一层所有房间，防止外人进入驻区；昼夜值班，对主要领导采取保卫措施；责成美国警方对代表团的安全负责；代表团成员外出，必须两人同行；如果时间长，尽量集体前往，等等。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事发那天晚上，我们许多同志聚集在代表团人员居住的楼层走廊里，观看王锡昌为我们放映的两部有关美国开发西部的资料片。小王精心地操作着电影放映机，不时调整角度，以便大家观看得更加清楚。放完电影已近午夜12点，大家回到各自房间休息。第二天一早，我按照常例，召集代表团部分同志学习英语。有关同志电话通知小王，铃响了一会儿也不见回音，干脆敲门，但敲了半天，也不见开门。同志们起先还以为年轻人睡熟了，不易叫醒。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有一种不安的预感，就设法取来了旅馆女服务员使用的万能钥匙。哪知一打开房门，走近床边一看一摸，只见小王僵卧在那里不动，胸部以下部分因盖着毛毯尚有余温，但上部已经冷却僵硬。团领导当即请来了当地的美国大夫。经诊断，他已于凌晨三四点钟死去。当天晚上还活蹦乱跳的小王为什么在凌晨突然死去？美国医生再三说明，年轻人猝死的情况屡见不鲜，可能死于某种突发疾病。但我们始终不信，因为小王身体健康，没有显露任何患病的迹象。我们不信同机而来的小王会这样莫名其妙地突然离开我们。对此，我们要求得到一个让人信服的答案。

　　毛主席指示一定要查清原因

　　这件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当即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指示一定要查清原因，并指示代表团领导立即同美方交涉，指出目前正值中美打开大门改善关系之际，发生这种事情，美方负有查清这一事件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周总理还指示代表团，死者的尸体不能火化，务必等查清后再作处理。

　　我们报案后，纽约警察局很快派警察来罗斯福旅馆进行调查。他们查遍了代表团成员居住的每个房间以及楼层的各个角落，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接着是提取指纹，忙得不可开交。可查了半天，他们得不出任何结论。当天晚上，美国NBC、CBS、ABC三家电视台以及纽约广播电台都发布了有关消息，晚报也对此作了报道。一时中国代表团人员中一人死亡的消息传遍了美国。代表团领导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不断催促美方迅速破案。代表团全体人员抑制着悲痛，坚守岗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项工作，而且比刚来纽约时更加团结，工作配合得更加协调一致。只要摆出一个手势，做出一个眼神，彼此都能领会对方的意图。我们深深懂得一个同志倒下去，余下的同志只能更出色地完成任务，才对得起牺牲的同志。接着代表团迎来了到纽约后的第一个不愉快的春节。

　　事发后，小王的尸体被迅速送进了纽约市医院。代表团参赞邢松益鸟、二秘徐熹和我来到了医院，亲眼看着对小王的尸体进行解剖。那种悲痛的心情真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美国医生查了半天，仍查不清死因，还是坚持年轻人可能出于某种情况猝死的说法。我们认为小王这样一位身体健康的青年不可能猝死，强烈要求必须查清死因，坚持要求他们必须作出真实的解释。我们坚持对尸体不作处理，暂存冰柜。对方表示同意。

　　过了两个多月，我们接到了纽约市医院负责人的电话，说他们在小王的胃液里发现了某种物质，要我们赶快前往。到医院后，院方明确告诉我们，小王系喝了含有纯尼古丁的饮用水引起神经中枢麻痹而死亡。我们当即取回了一小杯胃液，连同小王生前烧的饮水盛在另一只杯子里，由信使一并带回国内。经国内有关部门检测，发现小王饮水的杯子里确实含有高纯度的尼古丁，与美方医院的结论一致。

　　原来是有人在小王为大家烧的饮用水里，投放了纯尼古丁（纯尼古丁在美国商店里很容易买到，一般用来毒杀老鼠）。小王烧的开水距代表团领导之一陈楚的住房仅几步之遥。情况很明显，投毒者要暗害的不是小王，而是代表团的领导人！是小王首先饮用了而遭到暗害。他杀已经明确，究竟是谁在开水壶里投放了尼古丁？又是谁指使凶手投毒？团领导奉周总理之命就这两个关键问题不断催促美方破案。但是，30年过去了，由于情况复杂，至今也没有得到一个清楚的答案，成了历史之谜。

　　不久，根据国内指示，小王的尸体被从纽约市医院内取出并火化，骨灰放在一个深黄色的铜盒里，由信使带回。

　　隔了几天，从北京传来消息，王锡昌同志被追认为烈士，追悼会在八宝山隆重举行，外交部几位部、司领导出席，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部分在国内人员均出席了哀悼仪式，对这位年轻的常驻代表团工作人员致以最后的敬意。

　　频遇CIA特工“密切关注”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自1971年开始工作，就引起美国各部门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

　　代表团一到纽约后，美国的新闻媒体对代表团随员以上的外交官就给予详尽的报道，《纽约时报》有一天用半个版面逐个地介绍了他们的年龄、生平、专长和爱好等，每人不少于200字，其中对黄华、陈楚等人的报道均在400字以上。可见代表团的全体外交官情况已为美国有关方面“悉心掌握”。不久，代表团的不少外交官就连续不断地收到了策反信，内容是：“美国是自由社会，你们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投奔自由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当然，我们从上到下看了这些信件，随手就掷进了废纸篓。

　　接着，代表团临时驻地———罗斯福旅馆门前发生了几起游行示威。示威者有白人，有华人。据说，每人给了50美元津贴，捧着一顿免费午餐，他们就来到了代表团驻地，掷了一些臭鸡蛋和西红柿，举着几幅“黄华、陈楚先生，欢迎你们投奔自由”的横幅，吼叫了一阵，然后作鸟兽散。我们看了不禁发笑，但也深感形势的严峻，不容忽视。

　　我们后来买下纽约一家“汽车旅馆”作为代表团的永久驻地。当时旅馆老板要我们暂缓一周搬入，以便清扫内部并去除隐患以保护代表团。我们当然知道这种安排的目的。一周后，我和几个同事随同纽约七八个警察一起进入旅馆再次检查。几位警察牵着大狼狗为我们清除“隐患”。大狼狗上蹿下跳一番后，警察告诉我们，住所已安全保险。于是代表团驻地所在的全体人员迁入居住。后来仔细一查，在灯具、门把、天花板、厕所、住房清出了200多个窃听器。幸亏我们警惕性较高，又仔细查了一次，否则住在这种地方哪有什么保密安全可言？

　　然而，美国有关方面又对代表团人员实行24小时的严密“盯梢”和“监控”。一次，我和我的同事去联合国出席会议。我们的汽车一出门，一辆美国福特牌轿车就紧跟不舍。我们上高速桥，他们紧紧跟上；我们转地道，他们也转地道。从代表团驻地所在的西区到东河河畔的联合国大概20多分钟的路途，他们一直伴随在后，“保护”着我们。直到我们距离联合国只有两三分钟的路程时，他们才掉头拐弯离去。因为他们已知道，我们是正大光明的外交官，从不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们是去联合国开会的，再盯就没有意思了。

　　还有一次，两个“盯梢者”大概是新手，一直跟着我们到了联合国。下车后，我上前说：“你们老盯着我们做什么呀！多浪费时间！”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不无尴尬地笑了笑，说：“先生，我们是CIA的特工，奉命保护你们，望谅解！”我只好说“费心了，谢谢‘保护’”。这种情况连续发生好几次，以至彼此都熟悉了。到最后这几位CIA特工干脆把他们的名片给我们，说有事可以打电话同他们联系。我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7年多，受这种“保护”就长达三年多，到最后才不受“保护”。

　　有一次，我还看到两名特工出席了我们的国庆招待会。我上前问他们最近忙不忙，他们说“不忙，不忙，我们的差事完成了。一切正常”。说完以后，我们不禁都笑了起来。

　　亲历纽约大规模停电

　　在初到联合国工作的那段时间，我们亲身经历了纽约市一次大规模的停电事故。

　　那次停电发生在1974年11月的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当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已从临时驻地罗斯福旅馆搬至西区的一个常驻地。这个常驻地原来是纽约一家“汽车旅馆”，常驻代表团迁入后稍作布置就对外办公。代表团全体人员因为有了自己的永久办公地点觉得十分振奋，因而工作起来就更加积极和勤恳。

　　那天夜晚，我们几个同志随便聊天，议论业已开完的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目标的第6届特别联大。议论到一半，突然室内所有的日光灯全部熄灭，顿时变得一片漆黑。我们还以为是代表团驻地的保险闸门出了问题，走出房间一看，才发现我们这一幢14层高楼的所有房间都已见不到一线光亮，全部陷入黑暗之中。不少同事打开窗帘一看，整个纽约都变得漆黑一团，高楼大厦平时通宵不熄的灯光不见了，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也停止了工作。街上的小汽车因为没有了自动交通指挥而不断鸣着喇叭，弄得喇叭声震天价响。唯有天空的繁星还在那里闪烁，强劲的朔风还在呼呼地吼叫着。我们估计，可能是整个纽约供电系统出了重大故障，因而造成了大面积的停电。这时，代表团的领导打着手电来到各个单位的房间，要求大家保持镇静，坚守岗位，保证代表团的绝对安全。因为停电，我们和国内的通讯联络全部被切断，一些重大问题的请示和报告顿时变得根本不可能；我们内部工作秩序全部被打乱，各部门的联系顿时变得很不方便，同各国代表团的联系也因而中断。我们的办公大楼面临街道，安全问题立刻变得严峻起来。我们的生活面临突如其来的困难，暖气停供，做饭的电炉也无法启动。

　　面对这一紧急情况，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做好各种应对工作，把损失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譬如说，千方百计动用其他手段同国内保持联系；带着手电值班巡逻，保证代表团的绝对安全。由于上下一致，代表团终于安全渡过了因大规模停电而带来的暂时困难。我们也因此得到了外交部的表扬。

　　这次停电给纽约市造成了严重混乱和重大损失。据第二天报纸报道，首先，当晚纽约市各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抢劫，不少超市和商店被撬开门，里面所有货物，包括衣物、食品都被抢劫一空；有的大商店的玻璃门被打得粉碎，不少人在外面排起了长队，把商店里的电视机、录音机、收音机逐个地向外传递；有的把成衣铺子的衣服、大衣架一溜一溜地向外推。街上乱成一团，你推我搡，有些人边跳边抢，还高喊“今天是我们的圣诞节”。街上一片狼藉，纸箱、食品、衣服、电器用品、瓶瓶罐罐摔得满街都是。据纽约当局第二天初步估计，损失在20亿美元以上。其次，这次停电给社会生活带来很大混乱。许多人在电梯里被困10个小时以上，新闻传播媒介几告停顿，有的电视台靠自备发电机才得以播出节目；有不少医院无法手术，一些病人险遭不测。三是给人们心理上造成重大打击。不少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外交官说，美国这么强大，怎么一发生停电，就导致这么大的混乱，万一发生更大变故，美国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次大规模停电，几乎涉及纽约各个地区，远远超过2002年7月20日中午的事故。经查，主要是因几部发电机同时发生故障而引起。尽管这次停电在10个小时之后才恢复，但社会生活还是较快地恢复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