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五个
一些人的命运冥冥中似乎已经注定。
“从地震当天到8月4日，我们连续每天下井找人。”1976年8月11日，唐山大地震后第15天，开滦赵各庄矿技术科通风技术员罗履常又一次下井了。一同下井的还有一个同事和7名救护队员，但这回下井，主要目的已不是寻找失落井下矿工，而是为矿井恢复生产做进一步的排险调查和准备工作。
巷道内的积水尚未排净。沿皮带斜井下到八道巷，罗履常看见整个井口淹没在水里。
“我们做短暂休息，准备绕高风道东行。”罗履常说，几乎没有人再对井下有人生还抱有希望，他也一样，震后已15天，在他脑子里井下已没有矿工生还。而也就在这瞬间或说是心有灵感，他和随行的救护队员说：“你们在这稍等我一下，我趟水往里看看。”
罗履常独自趟水往里走。积水越来越深，怕高腿靴进水，他一步一抬脚，只能慢慢向前。只有一道矿灯光，伸向地狱一般黑暗的前方，前方传来的是从上巷向下巷倾泻的水流声。积水更深了，前进一步更慢了，好像有喊声，混杂于流水，他以为是等候的救护队员在招呼他，仍继续向前走。
“当我仍继续往前走时，突然间有人把我紧紧抱住，恐怕我会瞬间消失。”罗履常回头一看，竟是被困多日还活着的陈树海等五名矿工。已经过去整整15天了，谁会相信井下还有人活着？
难道是活见鬼？
罗履常没有害怕，这些日子他已经见过太多的死亡。“罗技术员，你咋才来找我们？”听到抱住他的矿工带着埋怨的声音，罗履常非常激动，他告诉五个矿工：“今天我又带救护队下井，他们在外边等候呢。”
罗履常同时也在心里自责：虽然地震后连续下井搜索寻找遗留在井下的矿工，却没有及时发现他们，解救他们上井；今天不发
现他们五个人，等再过一段时间，排完积水，那时恐怕在矿内发现的将是五具遇难矿工的遗体。
罗履常说：“当我想到这可怕的情景，我的心在震颤，若真是这样，内疚将永远伴随着我的后半生。”把五个矿工安置在安全地方后，他不顾脚下的积水，飞快地往外跑，通知等候的救护队员……
一个人，一段鬼使神差似的路程，把5个奄奄一息的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鲜花掌声之外的命运
五个被营救上井的矿工成了挑战生命极限的英雄。1924年出生在越南的罗履常在1976年那次救助之后，自觉地退到了鲜花和掌声之外，他让目光穿过鲜花和掌声，跟许多幸存者一起在台下向台上的英雄们致敬。
谁不渴望鲜花和掌声？但此时的罗履常更渴望多舛的命运尽快有新的转机。1952年，他28岁，从新加坡回到国内，“那时候祖国正需要人，我想报效祖国。”此前他在新加坡中国银行工作了6年。新加坡属于英国殖民地，这一次的离开也就意味他不能再回去，“我大哥跟季羡林是朋友，我越文很好，我想读北大的东方系。”
然而，罗履常没上北大，他响应号召，报名到东北工学院，入采矿系学采煤专业，四年后毕业分到了开滦矿务局赵各庄矿。
这时罗履常的处境已没有刚回国时的愉快。
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越南、新加坡都有他的亲戚，海外关系复杂，任他如何辩白，他都挣脱不掉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他身份的质疑。
“那边待遇好，为什么回来？”
从见习技术员做起，到通风区技术员，再到技术科通风技术员，罗履常有近五年时间下放到采煤区劳动，“工人对我很好，特别是来回检查的瓦斯工，一看见我推车很吃力，就过来帮忙，还有掘进班的工人，对我感情很深。”
这段时间，他和井下一线的许多工人结下深厚友谊，这些矿工兄弟不在乎不计较他这个“政治上有问题”的老罗，真跟他掏心窝子地好啊。他呢，找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和信任。
1973年，一次透水事故，让他重又回到技术科通风技术员的岗位。也正是在这个岗位，他亲历了唐山大地震惊心动魄的前前后后。
“月末，一般是最后三天，矿上要求每个科室人员也下井参加高产出煤劳动。7月27日晚7点我们技术科下井，28日凌晨1点完成任务，从井下上来，见地面和天空乌烟瘴气，我以为是快下雨了”。罗履常说，他没往别处想，跟平常似的，上了二楼的澡堂。正洗着澡，地震了，先颠后晃，他不知怎么从二楼下到了一楼，此时手里只拿了条毛巾，还光着身子。
不远的矿井在冒烟。
不知道井下还有多少工人。
“我有责任下去抢救他们。”
罗履常想先回家找件衣裳穿上。可整个赵各庄矿都平了，六百米长的回家路，平常用不了五六分钟，现在找不到了。终于摸回家。家也平了，不过让他惊喜的是，妻子和三个孩子逃过了此劫，且毫发无损。他顾不得过多安慰惊魂未定的家人，找了胶鞋和衣服穿上，清晨5点左右又返回矿上。
找到矿上领导，罗履常自告奋勇要求带救护队下井救人：“我对井下巷道特别熟，全矿井的巷道我都特别熟。”
罗履常带领7个救护队员，走下矿井。
我现在有点相信命运
五个矿工井下坚持15天奇迹生还的故事披露后，为无数人所知，惊叹。发现这一奇迹的关键人物罗履常却很久未被提及；后来提及了，也多只提他的姓。很久之后，他才真正为人所知，所叹。
罗履常说：“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蒙难矿工安全抵达地面，来迎接的有领导、医疗队和新华社记者。护送工作完成了，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我单独离开现场，溜边回家。那时候还没有我说话的地方，不过我想事实真相总有还真的时候，只是时间而已。”
罗履常的命运在1978年之后终于有了彻底改变，1980年代他当选了唐山市政协副主席。他再不必像过去一样对自己的华侨身份有所顾忌，复杂的海外关系也不再是他生命和生活中沉重的负担，他有了周围许多人所有的做人的尊严与平等自由。他与五个获救矿工的交情也在延续，只是他更愿意在不大的私人空间谈论和享受这份交情，很少向外人提及罢了。
“五个矿工之所以能够死里逃生，在于他们众志成城，发挥集体力量；在于他们创造了生存的有利条件；最可贵的是他们患难与共，互相关怀，勉励一定要活下去，等待井上救援人员救他们上井。”
现在的罗履常已82岁，身体健朗，与家人平静地生活在唐山市一座普通的居民楼里，平静地接待还健在的过年来看望他的获救矿工。“三十年前我在井下发现五个矿工的悲欢情景，在我心中永远挥之不去。我现在有点相信命运。”
罗履常说：“许多事情我不在乎的，我的信念是知足常乐。”
(本文采访得到开滦集团档案馆及马世平先生无私帮助，特此致谢)
（本报记者：刘学斤/文图）
民间记忆：父亲说见死不救那还叫人吗？
讲述人：徐永胜(唐山市委党校)
（震后最初搭建的简易房。）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正在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大学上学。唐山大地震的余波震撼了2000里外的呼和浩特。
两天后，不幸的消息随广播传来，我和另外两个在呼和浩特上学的唐山老乡历尽各种艰险回到了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故乡—唐山。
劫后重逢，亲人相见，当时复杂的感情难以用语言形容。在此之前，作为子女，我们总感觉父亲有点儿软弱。但在随后的抗震救灾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父亲的可亲、可敬，甚至感到了他的伟大。
父亲那时还在开滦煤矿上班，他每天都坚守工作岗位，下班后，就带领我们掩埋那些无人认领、已经严重腐烂的尸体。
据妹妹讲，地震后，刚刚逃生出来的父亲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救人。他沿着废墟到处寻找埋在废墟下的幸存者。我家前院的大嫂被埋在废墟中，父亲组织邻居一起抢救，他站在最危险的地方，这位大嫂终于被抬出了废墟。
在一片瓦砾下，父亲听到一对夫妇在下面呼救，但父亲一人无力搬开压在上面的大块水泥，就招呼两个在废墟旁哭泣的小伙子帮忙。
“大叔啊，咱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还救啥人啊？”一脸茫然、陷入绝望状态的两个小伙子对父亲说。
“见死不救，你们还是不是人？活着就要救人，要死一块死！”父亲愤怒地大声斥责他们。
在父亲的感召下，两个小伙子和父亲一起救出了被埋在废墟下的夫妇。紧接着，父亲又在一座两层的危楼下组织人救出了一位20多岁的姑娘，在强烈的余震中，父亲险些被埋在危楼下。
过了些天，被救的夫妇和姑娘打听到我家，跪着给父亲磕头，感谢父亲的救命之恩。那场面谁见了都要落泪。
在那之后，我几次问父亲救人时想些什么，父亲总是淡淡一笑：“见死不救，那还叫人？”
（本报记者：闫漪 整理）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