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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段特殊的日子，“非典”横行。晚上，我常守在父母身边看电视。电视画面上，一位记者正在采访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钟南山院士。同样是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我却从没见过这位叫做王志的记者———厚厚的嘴唇、深深的酒窝，语言犀利、问题深刻。

　　2003年11月，父亲得了癌症。“哪个医院有熟人呢？”焦急中，我猛然想到王志。在“非典”期间，他奔跑于各大医院之间，应该和许多医院的人很熟悉。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喂，我是王志。”他的声音听起来轻松快乐。

　　“我是朱迅。”憋了半天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说：“有事求你。”

　　肿瘤医院的病床极其紧张，就在我焦急地等待的时候，台里通知我11月22日离京，随《正大综艺》摄制组到阿根廷出差20天。带上一万个不放心，我离开病重的父亲，踏上遥远的南美之旅。在王志和家人的努力下，父亲住进肿瘤医院，并定于12月8日开刀，切除结肠内的恶性肿瘤。可我12月11日才能回北京，这让我心急如焚！

　　父亲进手术室的前一天晚上，我拨通了父亲的手机。

　　“你放心吧。”正在父亲身旁的王志说，“我明天请了假，会在这里守着。”

　　他的声音让我感到一些宽慰。

　　“让你费心了。”我知道他很忙，但这个时候只能依靠他了。

　　我问：“医生护士都嘱咐清楚了吗？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不会。”

　　“拜托你了！”我哭出了声。

　　家总是会给人一种踏实、温暖的感觉。父亲经过癌症切除手术后，明显地消瘦了许多。从肿瘤医院出院才6天，12月29日下午，父亲有点心慌的感觉，我们立即把他送进宣武医院急诊室，医生诊断为：“严重的心肌梗塞，生命垂危！”母亲落泪了。

　　再一次打电话给王志，我问：“该怎么办？”

　　王志说：“我想请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专家赶快来会诊，不知道爸爸在20天内是不是经得起两个大手术？”

　　“行，越快越好。”宣武医院院长回答道。

　　大夫们立即确定手术方案，等待家属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我赶紧给王志打电话。他那天一早赶往四川开县的大山里采访，那里刚刚发生井喷伤亡事故。

　　“您所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山里没信号。我发了条短信息：“父亲病危，速回电。”

　　过了一会，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王志打来的。

　　“喂，我刚从山里出来，手机一直没有信号。”他的声音很急说，“我看到你发来的信息，现在爸爸情况怎么样？”

　　“还不知道，手术刚刚结束，爸爸下了手术台，宋大夫正守着他呢，我们在等。”我说。

　　“好，能下来就过了第一关，知道具体情况后，请马上打电话给我。”他说。

　　知道他也有压力———前天晚上，他替我父亲作了转院的决定，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他接着说：“我现在就连夜往成都赶，明天坐第一班飞机回北京。你一定照顾好母亲！”

　　2004年1月1日上午，王志风尘仆仆地从开县赶回来了。经过连续的奔波，他看上去很疲惫，胡子拉碴的。他拖着行李箱，从机场直接来到我们落脚的医院宾馆。

　　“怎么样了？”他推门进来后问道。

　　我正在房里拿着手机等宋大夫的电话。见他进来，像一个走失的孩子见到亲人一样，我看着他还没说话，就掉下了眼泪。

　　“我好怕。”忍了好久的一句话，我终于说出口。

　　他走过来，轻轻地拍着我说：“别担心，我回来了。”

　　外面响起脚步声，是妈妈和姐姐来了。

　　“王志，你回来了。”妈妈见到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一直是一群女人围着父亲哭，现在多了一个“男丁”，大家心里踏实不少。

　　父亲的病情时好时坏，王志经常过来陪伴。入院的时候，他说是自己的父亲，这个时候也改不了口，一口一个“爸爸”地叫着，以至于有些护士以为他是儿子，我是媳妇。

　　一天，我们一起从监护室里走出来，王志轻轻对母亲说：“您能不能找个适当的时候跟爸爸说件事儿？”

　　“什么事？”母亲迷惑不解，王志一向说话直率，有什么不能自己说？

　　“我希望能请求父母同意，让我来照顾三三一辈子。”

　　母亲愣了一下，一起走过这段最艰难的日子，现在的请求似乎在情理之中，但在这时候又是意料之外。

　　“好的，我尽快和她爸爸商量。”母亲说。

　　第二天，母亲就给了答复，说父亲已经在病床上点头同意，条件是委托母亲与王志来一次“面对面”。

　　“面对面”是在我家客厅里进行的，时长和节目一样，45分钟。母亲换了一件新衣服，还挺正式的。两个姐姐坐在两旁，茶几上摆了果盘，还泡了一杯清茶，就像电视剧里相亲的样子。王志的脸上带了几分谦恭，衣装笔挺地坐在沙发上。他每次采访前的那几分洞察人心的微笑，仍然挂在嘴角上。我知道，他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作为长辈，母亲先开口说：“三三是我们家的宝贝，从小到大全家人宠着她，怕是被惯坏了。”

　　干嘛一来就自我检讨？我开始低头吃果盘里的小核桃，一声不吭。

　　还好，王志在为我“平反，”他说：“不是这样，是你们教育得好。三三最大的优点是知道与人相处，在关键事情上从来不顶嘴，很谦让，甚至是忍让，会给别人留面子，对我这样的‘老男人’来说，这点很重要。’”

　　“她爸爸这次接连两场大病，多亏你帮忙。”母亲说话有些动情。

　　“但我不希望三三因为感激才嫁给我。夫妻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像爸妈走到今天那样，它是一种比血缘还要亲密的关系，它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希望我和三三也有这个缘分。”

　　“你的意思呢？”母亲问我。

　　我刚刚“干掉”一块西瓜，恋恋不舍地从已经露出缺口的西瓜皮上抬起头，说：“我只要能找到一个这辈子不让我洗碗的老公就行。”

　　“那我全包了！”王志连忙说。

　　最后，母亲表态说：“我要一个‘永久牌’的女婿，不要‘飞鸽牌’的姑爷，希望你们白头到老。”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王志拉着我，开上“蓝风筝”，来到五棵松附近的结婚登记处。

　　“真的去呀？”我半开玩笑说。

　　“我要求法律保护！”他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花了半个小时办完结婚登记手续，出门一看，外面的阳光依然灿烂。

　　等待了这么多年，我以为会惊天动地的终身大事，到头来竟然如此简单。

　　（摘自《说出来就过时》辽宁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