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在“哥德堡”号造访中国之际，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教授再次来到中国。在一场看似纯文学的访问中，当谈到他正在翻译的一部农村题材的中国小说时，马先生的语气突然变得愤慨，他说:“中国要是没有办法把农民问题解决好，那中国就没有希望了。”(7月21日《南方都市报》)

　　马悦然的愤慨绝非矫情，他之所以关注中国的社会现状，不仅在于他本身是汉学家，是诺奖评委，更在于他认为“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的乡愁”。一个异邦的文学奖评委满怀赤子之心，对我国农民现状感同身受，让人感佩。试问，我们的文坛大腕们有没有类似的心理悸动呢？农民现状是绝佳的创作题材，但有多少作家去感知？

　　马悦然说，他现在每个月至少会收到中国作家15封信，“给我寄稿子，要我把书稿翻译成瑞典文、出版，给他们弄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很想知道这些作家姓甚名谁，也想知道这些作家挖空心思地想获诺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还想知道他们的长篇卷帙有多少章节与农民有关。

　　两年多前，我曾采访过作家陈桂棣，一谈到农民，陈桂棣就满腔感慨。陈桂棣说，由于深感于“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和妻子春桃决心调查农民的现状。于是，他们拿出家里几乎所有的积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足迹遍及安徽50多个县市，与农民一起歌哭。如今，《中国农民调查》已成为历史长河中不朽的丰碑。悲哀的是，吃俸禄的作家中鲜有“步其后尘”者。试想，与那些做梦都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相比，陈桂棣是不是才更有资格问鼎诺奖呢？

　　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