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6年，随阿美士德使团来华的随团医生麦克劳得曾描述：“广州是中国最有趣的城市，论城的规模，它最大，论财富也可能最多。在广州，你可以看到当地的风土人情，也可以观察到他们因与欧洲通商贸易而渐习欧风……”

　　广州明代西城墙连接清代西翼墙，北起越秀山，南到珠江，两墙以西是西关。西关多河湖水系，街巷稀少，并不是理想的建城之地，明代只有“十八甫”街圩。清代十三行时期，西关聚集有众多纺织工场以及工商富人2500多家，每家雇手工业工人20多人（尚钺《中国历史纲要》）。纺织业的兴旺带动了印染、制衣、鞋帽、织袜、绒线等相关产业。商贸带来城市建设的发展，许多农田很快变成了机房区。因建机房开街的街区有第六甫、第七甫、第八甫（即今光复中路），转西上九甫、长寿里、小圃园，北连洞神坊、青紫坊、芦排巷（今龙津东），称为“机房区”。大街小巷连名字也以纺织为名。如锦华大街、锦纶大街、麻纱巷等。有专卖布的杨巷，还有专业性的故衣街、装帽街等。资金流转的银铺则在十八甫的商业区范围。基本上把道光以前的西乐园大部分变为市区，使西关日益繁荣，人口日增，西关平原农田被大片开发。

　　西关人家的祖辈，或为商贾、商贩，或为商行工人，多从事与商贸有关的职业，所以西关行业“会馆”林立，向以浓郁的市井风情、独特而繁盛的商贸文化闻名于世。尽管当年丝织工场故址不复存今，但一些街牌、巷名留下了十三行时期织造业兴旺发达的痕迹。

　　太平门外的商铺共有15000家，这些商店与行商的公行、馆所、商栈等设施都靠近十三行夷馆地带。这儿是西方建筑文化最早抢滩登陆中国内地的地方之一。现在，太平门外的上下九路独具岭南传统建筑特色的西关商廊，是在十三行时期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十三行时期是一个发展高峰期，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城一厢”呼应的结构模式，致使古城重心西移。

　　十三行时期西关顺理成章地充任了广州金融业、饮食业、南北药材业、北货业、布匹业、大米业和酸枝家具业的主要集中地和商贸大本营。时人称：广州“通夷舶，珠贝族焉，西关尤财货之地，肉林酒海，无寒暑，无昼夜。”当时国外资料记载：“有机会到过广州，走过它的街道，看一下街道熙攘的情景，就会认为此城人口，绝不会少于一百万人。”

　　乾隆三十年（1768年），英国商人威廉·希克讲道：“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上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长达几海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沙面没有成为租界之前，因受十三行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繁华的水上“浮城”。在19世纪前期，8万多“疍民”大多集中在沙基一带。通过河流网联系着古代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美国人威廉·亨特这样描述1825年他所看到的“浮城”景象：“从内地来的货船、客船、水上居民和从内地来的船艇、政府的巡船及花艇等数目是惊人的。此外，还有舢板以及来往广州河南的渡船，还有些剃头艇和出售各种食物、衣服、玩具及岸上店铺出售的日用品的船；另外还有算命的和耍把戏的艇——总而言之是一座水上浮城。”

　　历史上一度处于广州城外的西关之地，为何商贸历久繁荣不衰？几经探求，我们不仅找到了现代的答案，更寻找到西关乃至整个荔湾区、广州城繁荣的历史源头——“十三行”。它是当年清王朝统治之下，显赫一时的对外贸易口岸，也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汇之地。乾隆年间，诗人李调元的两首《南海竹枝词》可一窥广州概貌：

　　自是繁华地不同，鱼鳞万户海城中。

　　人家尽蓄珊瑚鸟，高挂栏杆碧玉笼。

　　奇珍大半出西洋，番舶归时亦置装。

　　新出牛郎印光锻，花边钱满十三行。

　　十三行商馆区一度成为清政府接受外国政治、经济、文化冲击和影响的门户、窗口。由此造就了广州西关一带独特的中西方国际性的商贸文化。可以讲，繁荣的西关商贸与十三行对外贸易的历史是有渊源脉络关系的。

　　省城附郭之地，大西门至太平门的西关一带，即是华洋交易繁华地。十三行商人经营有道、熟谙番情，交易数额相当惊人。当时居民大多借洋船谋生，城外街市应运而生，形成广州城外一个特殊贸易区，一个重要的物流集散地。

　　十三行素有“金山珠江，天子南库”之称。乾隆初年，每年十三行的海外贸易关税收入，除支付军饷、衙役差饷所需之外，尚有盈余五十多万两上缴朝廷，更别说地方各级官吏所获的丰厚收入。对外贸易，造就了不少西关富庶人家。

　　十三行的洋商是享有对外贸易垄断特权的官商组织，这些拥有特权的洋商中，尤其以潘、卢、伍、叶四族豪门为最，成为广州西关的四大买办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