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

　　根据音乐学家保罗·亨利·朗的说法，勃拉姆斯的敏感内心在他创作交响曲的黑暗前夜经历过深刻的痛苦——这位保守主义者一想到自己的浪漫主义想象力和嗜好可能会自由奔驰就会感到害怕，他始终不敢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成熟到足以驾驭交响曲这种缜密的体裁。在创作跨度长达二十多年的《c小调第一交响曲》中，他试图把所有与纯音乐形式逻辑无关的华丽装饰和空洞词藻从创作构思中剔除出去，同时还特别回避同时代作曲家热衷的配器色彩和感官音效，结果这部严肃雄浑的作品之问世像一块冥顽阴暗的陨石那样沉重地砸在浪漫主义披着玫瑰色薄纱的地平线上，激起了敌视、愤怒以及来自“己方阵营”略嫌戆头戆脑的喝彩声。

　　相形之下《D大调第二交响曲》显得如此行云流水、优雅妩媚，从构思到完稿不过一个月时间，难怪心情愉快的勃氏本人戏称其“不值一提”。然而复杂精妙的曲式结构和灵感充溢的主题变化提醒我们这绝非泛泛之作，从圆号、木管和弦乐交替奏出开头那组温暖感人的旋律动机开始，悲剧气质和戏剧性格的潜流就已开始在宁静的美景背后涌动，这里浮现出的已经不再是贝多芬时代淳朴的田园水彩画，而是时光流转、洗尽铅华之后融入悲喜酸甜滋味的剪纸贴画，色彩变化细腻的各种乐器以欲语还休的温柔细语从展开部和再现部的边缘和缝隙中召唤出朵朵洁白的高贵小花，它们在历史的寒风中无情、凛然地绽放，一路将芬芳吹送到第三乐章那支恬静迷人而充满机智力量的小夜曲，直到最后末乐章快板的辉煌而欢乐收割季节来临前纷纷结出成熟热情的果实。

　　“主义”的瞒骗功能在后来纠缠不清的音乐历史辩论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批评家和听众的审美世界总爱在保守与激进的两极摇摆，却不知道作曲家个体性的矛盾两难、自我否定情结早已渗入其成熟音乐的大小片段中，在貌似可以归类的结构、形状、技术、色彩的表面征兆之外吐露抛洒出人生悲欢离合的吉光片羽，化作难以归类的音响符号活生生地张扬着。对勃拉姆斯的个例研究表明，在那个各种社会思潮、革命理想汹涌泛滥的时代，他对李斯特、瓦格纳等人在获得空前成功过程中采用的种种手段和创新视而不见，或者说熟视无睹，而从古典主义理想中借来其纹理如经过数学计算过般分布严格的假面具，让听众对作曲家情感的感知模糊得不再真切，他本人却又躲在古典主义的危楼里偷偷编织着浪漫主义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