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又看到一个社会精英赤裸裸侵犯法治最基本常识的范例。受人尊敬的传染病医生钟南山院士前不久手提电脑在广州街头被抢，10天之内警方经过努力把钟院士的电脑完璧归赵。这本是好事，但钟院士却说出一番话来：“广州治安状况和目前没有有效管理无业游民直接相关，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因此钟院士呼吁重新收容游民，他认为这就是“以人为本”：“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

　　当孙志刚被掌握公权力的警察认作“一水之隔”的坏人而在收容所遭毒打致死，同处一座城市的钟院士没有像自己丢笔记本电脑那样充满感慨，按照他以上的逻辑，好人孙志刚只是对坏人严酷的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牺牲品。这是法治在中国的悲哀，对中国人来说，除了科学与民主，法治是从西方文明拿来的最响亮的口号了，然而历经20年法治建设和大规模普法，法治精神在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同。保护公民权利、制衡权力滥用和打击犯罪、控制秩序这两大任务之间，像钟院士这样的精英人士都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人民反对拉里，但如果对我这样的人渣的合法权利都加以保护，那么你就永远处在安全之中，因为我是最坏的。”臭名昭著的美国《风尘女郎》杂志出版商拉里·弗林特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庭上慷慨陈词时，他最激烈的反对者都为之动容。当那些呼吁废除收容制度的人呐喊“对正义的饥渴，不能用非正义手段来解；实现社会公正，哪怕天塌下来”，我们的一些精英发表文章斥责他们“不懂老成谋国”，“容易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

　　随着精英统治型社会的崛起，专家们的地位优势瓦解了平等的沟通，值得警惕的是，他们控制下的话语权很可能歪曲常识，遮蔽对公共价值和政策取向的讨论。让我们记住一位名叫魔鬼教官的网友在其博客上写的一段话：“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精英的落后，而精英落后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从这个意义上讲，最需要教育的是掌握公共权力的社会精英。（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