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学校长誓盟打假

　　本报记者赵何娟发自上海本报摄影记者吴军

　　在刚刚闭幕的第三届中外校长论坛上，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怒言，学术造假跟创新截然对立，中国的造假问题也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损坏了我国大学的国际声誉。一石激起千层浪，打击学术造假的问题再次成为参会校长的讨论焦点之一。《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与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等诸位重点大学校长及相关专家就打击学术不端行为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采访中，诸位校长均表示，要以黄禹锡事件作为警醒，在中国不断涌现的学术造假问题也已经成为学术界、科技界的耻辱，也造成了大量国有科技资源的流失。

　　“对于那些有假不敢说，或者不愿意说的，我感觉很遗憾。”王生洪表示，学术造假与创新是水火不相容的，不打假，建设创新型国家只能是空话。

　　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伊安·洽博所说，在学术打假上，预防比惩罚更重要，“打假”必须要先明确让造假滋生的土壤以及问题所在。几位对话的校长都指出，越来越多的造假并不是独立的偶然性的个体事件，有很多必然性因素：中国处于经济增长迅速的社会转型期，浮躁气息已日渐渗透入教育和科技领域；从宏观体制、机制的不足到高校系统和科研项目审查等制度性缺失问题都日益凸现；有制度、执行难等困扰；这些事件背后也往往有主管部门和行政机构的利益互开方便之门的因素。只有制度约束和教授自制双重防范制约，才有可能真正将造假降到最低。

　　压力与浮躁

　　顾秉林认为，韩国的“黄禹锡事件”很大程度与社会浮躁狂热有关。

　　我国也有类似情况。很多高校为了提高排名，竞相高薪聘请各种学者，这些学者一来学校就会被给予种种津贴和荣誉，人们都盯着这些特殊引进的人才如何出成果，有的科研人员就容易在这种“虚荣压力”之下造假。

　　顾秉林说，学术造假很多最初表现为学术不端行为，必须坚决、果断地进行处理，而这跟社会的浮躁相关，社会浮躁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风气影响到学校。“对于造假问题要坚决果断处理，遇到一起，查处一起。”

　　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曾表示，当前，科技界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学风浮躁的现象确实比较严重。

　　王生洪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正进入高速运行的春天，一切都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同时也带来了更多名利诱惑，当这种诱惑深入到科研中，是可怕的。

　　今年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了对2005年11月以前受理的投诉和举报进行的初核、调查和处理情况，希望“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在被通报的20个案例中，其中2个案例被确认为“被举报涉嫌抄袭剽窃他人论文”，其余的18个案例均是“被举报涉嫌在申请书中弄虚作假”。

　　20个案例中，约有15个案例涉及高校，占总体案例的75％。申请项目弄虚作假，一般都旨在通过申请，获得相关部门的资金资助，这在其他科研项目申请中都同样存在。

　　对此，在两会时，政协委员黄尚廉也提出，在科技活动全过程中———项目立项、研究试验、论文撰写、结题验收、成果鉴定、申报奖励、科技评奖、人才遴选……浮躁虚假已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每个环节都有表现。

　　顾秉林也表示，韩国的“黄禹锡事件”事实上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的浮躁狂热有关。国家从上到下大力支持科技创新，虽然说科技创新是好事，但过多行政干预和社会的迫切愿望也给研究人员施加的压力很大，造假往往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我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大学要排名，要进行综合实力评价，首先要有科研成果，要有知名学者。因此，很多高校为了提高排名，竞相高薪聘请各种学者，这些学者一来学校就会被给予种种津贴和荣誉，人们都盯着这些特殊引进的人才如何出成果，有的科研人员就容易在这种“虚荣压力”之下造假。

　　“排行榜客观上确实给很多大学领导带来压力。但我们即使从排行榜上跌下来，我也不会担心，排行榜只是给我们找出自己差距的一个借鉴，但不是评价的唯一方法。”顾秉林说。

　　王生洪也肯定了这种压力。“客观上大学压力非常大，各种评估，容易让人急功近利，浮躁。”作为校长，王生洪认为最重要的是创造一种学术文化，宽容失败的文化，关键是看科研者是否尽了力。

　　王生洪讲述了一个颇让他骄傲的成功事例。复旦与耶鲁大学合作成立了一个破解基因难题的团队，投入很大成本：人员费用、硬件费用。然而团队花了四年时间，却基本没有出任何成果，因而遭到很多质疑。然而，王生洪一直坚信这个团队，并给了他们充裕的环境。终于在不久前，课题出现突破性成果。双方将签署相关知识产权协议。因此，他更坚定了两条：一是要对自己的队伍充分信赖，出大成果往往需要时间；二是，一定要创造一种宽容失败的文化。

　　另一个事例是，王生洪不愿意透露其姓名的老教授对一个问题苦苦研究了10多年，到现在仍然没有成功，但王生洪仍然在鼎力支持，“即使不成功，我也觉得很值得，现在学术浮躁，急功近利，如果思想不端正，极有可能产生学术不规范。”

　　黄伯云的亲身经历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二十年磨一剑，飞机刹车碳碳技术，2005年获得了中国科技发明一等奖，这个已经空缺了6年的奖项，弥补了国内空白，也打破了这一技术的国际大国垄断僵局，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此项自主技术的国家。获奖也让人们惊叹于这个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领域默默耕耘了20多年的学者的坚韧的耐力，“科研需要耐得住寂寞的人。”黄伯云如是说，更重要的是学校也应该给予一个能耐得住寂寞的环境。

　　黄伯云说，没有指标上的要求不利于学校发展，但很多创造发明的人需要过程。“要求要有，更要给特殊人才一个宽松的环境。这两者是互为补充的。”

　　规范下的造假冲动

　　我国科技投入不足是制约科技创新的一大瓶颈，然而有限的钱还成了有些科研人员“圈钱”的对象。有科研人员反映，只要跟着项目，甚至给孩子买支铅笔都能在课题组报销对此，钱旭红分析说，关键还是与制度不健全有关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一个有关审计公告足以让很多人震惊：2004年度的审计发现，科研系统2个部门和45个科研单位转移、挤占、挪用科研经费6.69亿元，另外还有13个单位把3.27亿元的科研经费违规出借、对外投资甚至投入股市。

　　显然，我国科技投入不足是制约科技创新的一大瓶颈，然而有限的钱还成了有些科研人员“圈钱”的对象。有科研人员反映，只要跟着项目，甚至给孩子买支铅笔都能在课题组报销。有一教授甚至还对记者反映，国家科研经费在审批时有一定把关，但在项目跟踪上显得很无力，有些造假者很轻易就能通过各种名目把钱转移到国外自己或者家人注册的公司名下。

　　对此，钱旭红分析说，关键还是与制度不健全有关。科研人员不是在淡化名利，而是在不断强化名利。一些科研单位人员的部分收入直接和科研经费挂钩，一定程度上使得科研人员争先恐后抢夺项目资金。

　　对于造假愈演愈烈，钱旭红进一步阐释道，这涉及到学术规范和制度问题，某些规则过于定量、不该细化的规则过细，不能达到分类引导考核工作状态、未来工作前景等目的。

　　“其中很多规则在制定的时候甚至都没有考虑好应该怎么好好执行，漏洞百出，容易被钻空子，同时，有的学术规范还处于缺失状态，没有明确界定，有些甚至还是空白。”钱旭红很担忧地说，很多问题，都只有原则，却没有细则，这些都造成了执行上的难度。

　　例如，在对“引用”的具体文字规范方面，监控比较弱。国际学术刊物有明确规定，一般连续5句话中，只要有2~3句话相同就算是抄袭，而国内刊物尚没有如此明确的成文规定。

　　而在文科和社会科学领域，规范则更少。论文书写格式和语言，如何界定实验数据捏造等，明确的规范都很少。

　　黄伯云也表示，以论文发表数量为主的评估机制虽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造假盛行确实与之有一定关系。“科研中制造假数据，评职称时贴掉别人名字复印为自己的，论文抄袭，学生老师都发生过这样的现象。”

　　因此，黄伯云认为，选择现代化的量化评价标准，较之以往的无标准和人治，是一种进步。但过分依赖一种考量模式，甚至以偏赅全，不顾专业的特殊性，则容易造成更多不规范行为。

　　而且，顾秉林说，学校评价体系也有浮躁之处。这种评价体系并不是全面的，而只是抽出几处特定的单一指标，各人各自为了这些指标去做，完不成就伪造。在国外好大学比较中，不是文章越多越好，但是国外好的大学发表论文都很多。于是，很多中国大学都机械地把发表文章作为指标。“但并不是文章数量上去了，学校就变好了，学校好坏是无法用论文量化的指标来完成，不少学校整个把问题搞混了。”

　　科研经费里的寻租空间

　　钱旭红说，规则需要不断完善，而实际上更多的情况是，即使有制度也不执行。其实，政府和高效也都有很多制度文件，但不少都存在落实不力、执行不够的问题。

　　钱旭红认为，这跟审核渠道不畅，监管不严有关。审查机构视而不见的现象很多。上级老师、上级机关“好人主义盛行”。

　　“在一步步审核中，要么审核不严，要么审核出来不说。”钱旭红认为，这其中既有评审委员会自己学术能力不够。国外评审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找到最合适的人”。

　　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不同利益纠缠成一体，已经很难分割。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说，现在的高校行政系统和科研项目“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高校领导人需要科研成果、著名学者越多越好，这是他的政绩。所以，一些高校很难对科研项目和科研人员进行有效的审查。

　　这样，学校领导人、研究人员有共同利益。这时，领导人即使不是有意包庇造假，也可能容忍造假，可能不严查，睁只眼闭只眼。从造假起步的科研项目一旦做大、做出名声，就更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唐安国称，这就是“光环效应”。

　　国家科研经费的流失，也与我国科研经费的分配机制不完善有关。相关主管部门及其主管人员拥有过大的资源分配权和项目审批权，容易造成决策不当、资源浪费乃至腐败滋生。院校争取来的科研经费还有可能成为向官员、专家行贿的来源。包括：第一，送回扣。有的项目经费至少拿出10%“打点关节”。唐安国说，一般一个专家的回扣率为项目申请费用的2%~5%；其次，送项目。专家评审通过了总课题，科研人员就拿子课题贿赂对方。

　　权力与学位的交易，也使得这些团体更深地纠结在一起。全国政协委员陶化成今年就在两会发言中说，现在很多领导读上博士了，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上课，学校就给开绿灯放行；因为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写论文，学校就找人代写；论文质量不过关怎么办？再找学术期刊的编辑部，让他们再开绿灯。

　　陶化成坦言，他本人都参与过降低学术论文标准的评审。之所以领导读博可以一路绿灯，就是因为期待领导在今后分配科研经费时，给帮过忙的单位给予“倾斜”。

　　钱旭红也说：“在一些造假行为中，确实还有一部分人因为从中得到了好处，就想捂住。”

　　王生洪说，有些重大造假案件看起来已经明显不是一个人能够做成的，作为一个小组本可以更早发现，一定要追究领导和相关人责任。而一些现象明明可以发现或者已经发现不主动揭露的，不仅要追究个人责任，也要对相关领导作出处理。

　　解决之道

　　制度与道德双重约束

　　吴建民说，造假怎么也打不下去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造假代价太小。“防范不利，惩罚太轻不足为戒，这些都使得造假付出的代价与其对国家竞争力及名誉破坏无法比拟。”

　　吴建民说，造假怎么也打不下去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造假代价太小。“防范不利，惩罚太轻不足为戒，这些都使得造假付出的代价与其对国家竞争力及名誉破坏无法比拟，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耶鲁大学校长雷文也表示，在美国，抄袭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有可能停学一年，严重的甚至会予以开除，以限制这种行为。而在中国还远达不到这样的力度。

　　王生洪说，除了教育之外，要有专门学术规范。此外，若得到举报或发现造假，要有一个学术委员会进行事实查证和提出处理意见，再由相关领导部门作出处理。

　　而钱旭红也坦言，光靠道德约束已经不可能控制，更重要的还是要有约束机制。“两者要双管齐下，不能单靠哪一个方面。”

　　大多学校都还是仍然以道德教育为主，制度管理上略显不足。黄伯云说，在防范上主要是对师生进行教育，成立学术道德委员会，克服浮躁情绪。

　　顾秉林说，对造假，从取证到处理往往需要比较长时间，也正是这段比较长的时间，让关注事件进展的民众更添了很多怀疑与揣测。由于政府查证举报过程往往只有10%~15%属实，因此政府有政府的考虑，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因此。如何让处理过程更积极更有效也仍然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顾秉林说，对于造假的监督还可以依靠更多舆论的力量。发现造假大多通过网络力量或者民间力量，而不是学校内部。“学校不可能整天盯着谁在造假，但是社会同行很多，学生很多，一旦造假，很可能就更容易发现不端行为。”

　　顾秉林认为，执行难、对造假者处罚力度不够的一个最深层原因在于国家信用体系的缺失。信用制度建设已经明显滞后于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使得不少人钻了空子。

　　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曾在两会上答代表问时表示，解决学术造假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科学家的诚信道德建设，科技部将建立一个“科学家诚信数据库”，每个科学家的学术研究、参与科技评审都会在这个系统中留下记录。通过这个系统，就能发现科学家曾经的学术行为是否得当。

　　其次是要让公众，特别是科技界的人都知道科技部正在进行的制度改革。一方面可以了解如何申报项目，有哪些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有利于公众真正发挥监督作用。

　　钱旭红说，作为大学校长，他们都很希望能积极将造假之风气狠狠地刹住，但同时也希望社会能给高校一个更加客观与宽容的环境，关键是如何将造假可能控制到最低，更不能掩盖事实。

　　他说，科学院、大学压力很大，如果公开处理一个造假案例，社会以及政府上级部门可能会对机构整体产生怀疑，所以宁可自己捂着掩着。“很多事情要做成，必须自上而下，政府、行政部门也能够客观对待，社会整个评价气氛也应该更理性，该严惩的严惩，该客观的客观，该包容的包容。”

　　另外，金融、经济、社会政界都有腐败和造假，社会是一个互相牵连的整体，单项治理腐败难度会更大。只有社会各界一起互相协助，才能大大缩小造假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