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咪表案闹得沸沸扬扬

　　郑州咪表公司称公关不成功

　　核心提示 郑州咪表案，闹得沸沸扬扬，至今依然未果。郑州市停车服务管理有限公司（下文称“咪表公司”）副总经理赵梓钧坦言：“我们在公关方面不成功。”

　　咪表公司VS政府

　　昔为政府“座上宾”

　　“咪表公司投资建设郑州咪表系统所依据的仅仅是政府的一个文件，与政府之间既没有合同，也没有第三方见证。就这样，咪表公司匆忙上马，涉足咪表行业。”了解咪表公司在郑州运作经过的方先生说。

　　据调查，2001年3月14日，郑州市政府下达郑政文［2001］42号文，同意博海实业（香港）有限公司、深圳通海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郑州市投资实施咪表项目，明确其经营4366个停车位。

　　该文件出台后，投资方注册成立“郑州市停车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即咪表公司），该公司成为当时郑州市唯一一家城市道路计时停车收费项目的实施单位。

　　曾随政策“来回跑”

　　但是，在42号文件下发后的2002年4月，事情出现了变化。

　　当年4月2日，郑州市政府发布通告，明确郑州市停车场管理中心负责对全市的公共停车场进行规划、建设、拍卖和监管。在这一通告下，咪表公司的4366个停车位也被圈进拍卖行列。

　　但这些车位大部分还是被咪表公司拿了下来。赵梓钧说，郑州市停车场管理中心在被明确有拍卖权限后，对停车位举行了拍卖会，但是，由于起拍价太高造成流拍，没有企业竞买。在这种情况下，郑州市政府动员咪表公司参加竞买。为了不使前期的投入打水漂，深圳通海胜公司斥资577万元，重新竞买到3056个停车位。

　　据赵梓钧介绍，咪表公司响应了政府部门的动员，但为了保证本次拍卖得来的权益，咪表公司要求与政府部门签订经营合同，以防后者中途再次变卦。

　　2002年9月1日，在郑州市政府的授权下，郑州市停车场管理中心和咪表公司签订了承包经营协议，双方约定，“承包期限为十年”。签订合同之后，咪表公司又开始了经营。

　　今成政府“门外客”

　　“第三次因政策变动所带来的苦果是在2003年。当年郑州市大规模整修市内道路，大量停车位被消除，咪表被拔掉。”赵梓钧说，“我们深感损失惨重，打报告给政府，要求政府解决此事。但报告往往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赵梓钧说，再后来，郑州市政府取消市直及各区办事大厅门口的咪表停车位，这次，咪表公司又损失了719个停车位。咪表公司向政府报告损失情况，也没有得到回复。

　　2006年4月25日，咪表公司和政府之间关系跌到最低点。据报道，当天，郑州市规划局宣布，郑州市的咪表停车位规划过期，咪表成为违章设施。

　　咪表公司VS车主

　　顾客日渐成“刺头”

　　在咪表公司眼中，车主应该是“上帝”。但是，由于公关失误，郑州车主对咪公司存在极深误解，车主和咪表协管员的冲突纠纷，常常见诸报端。

　　郑州市民王先生说，咪表公司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失当，让更多的车主感到了失望。他们失望的结果，就是用自己的办法，来对咪表进行抵制。

　　根据媒体报道，经营之初，咪表公司的确以服务者的姿态出现。但后来，由于依托政府强制力行事，个别员工工作方法开始简单起来，收费方式也不灵活：强制售卡、不收现金。加上咪表公司在转变车主的观念上仍然无实质性作为，车主与咪表公司之间积怨越来越深，经常出现管理员与车主发生纠纷的事件。车主对咪表的抵触情绪逐渐增加，其结果是不少咪表被人为破坏，协管员和车主发生冲突。双方对立情绪由此确立。

　　“最让车主不能忍受的是咪表公司的锁车行为，不知道他们是啥身份。”出租车司机赵振平说。赵梓钧对此解释说，由于不少车主停车不刷卡，政府相关部门又没有按照文件履行自己的处罚职责，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咪表公司开始自己锁车。由此，咪表公司又成了管理者和执法者，这更招致车主不满。

　　事实上，咪表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逐渐由服务者变更为服务者和管理者兼具，还有一些执法者的色彩，定位变更，超越权限，造成其与车主关系越来越紧张，“上帝”变成了“刺头”，双方又缺乏沟通，咪表公司形象受损日增。

　　咪表公司VS媒体

　　接连失掉“话语权”

　　2002年，郑州咪表因收费与车主发生多起纠纷。当年12月31日，《大河报》曾以《十问郑州咪表收费》为题，报道了咪表在郑州运营所引发的“碰撞”。但咪表公司并未“接招”，而是在同城另一家媒体《郑州晚报》上发布新闻，对此事予以解释。

　　2003年3月9日，《大河报》又以《再十问咪表收费》为题，报道了郑州咪表收费的种种可疑之处，但咪表公司依然以沉默去应对。

　　2005年10月24日开始，《大河报》再次对郑州咪表进行了关注，相继推出了《郑州咪表之谜》系列报道，分别是《郑州咪表因何“称霸”？》、《咪表收费暗藏“猫腻”？》、《郑州咪表有何难言之隐？》、《各界呼吁除霸气化怨气》、《谁导演了咪表之“谜”？》、《谁来牵头咪表停车位重拍？》，但对这些问题咪表公司依然未做正面回答。

　　到了今年1月，在任俊杰提出咪表违规经营时，咪表公司只是在《大河报》、《河南商报》、《东方今报》、《郑州晚报》等媒体找到他们的时候才被动地喊冤，而未主动找媒体“倾诉”，这次又错失了话语机会。

　　公关·反思

　　咪表公司：“公关很不成功”

　　针对过去公司的公关行为，赵梓钧说：“我们也作了深刻反思，认为公关很不成功。”

　　“我们对政府的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它的行政强制力，而没有从市场的角度去改善与消费者的关系，使自己的身份出现了偏差。”

　　“到后来，政府职能部门的配合也出现了缺位，我们为了维护企业的权益，只好越权行使管理和执法权，这也是无奈的选择。”

　　“对政府的公关失误还表现在，我们没有让政府形成一种长效机制。如果有这个机制存在，我们所遇到的困境都拿到这个协调机制中解决，不单纯依靠某些领导或者单个文件，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

　　“尽管我们也对这些问题作了很大调整，比如从2006年2月起，不再锁车。到后来，我们的收费方式也作了变更，由只刷卡不收现金变为两种方式均可。但由于‘积怨’太深，我们的改进，并没有赢取大多数车主的态度改变。”

　　“对媒体的公关失误是客观存在的，过去我们对媒体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是错误的，因为有许多事情是掩盖不住的。如果我们当初把自己的合法权益不断受损的现实通过媒体讲出去，把我们的种种无奈做法宣传出去，也许这些问题就不会积累到现在才爆发出来。”

　　公关·众议

　　公关不当面临退市

　　河南财经学院管理学院讲师苏东卫认为，咪表公司最大的公关失误在于它对消费者的公关失败。

　　根据苏东卫的说法，尽管咪表收费停车是一种新型城市管理手段，但是，在占用公共资源的情况下还收费停车，一般市民一下子很难接受。所以，咪表公司应该对市民进行引导、推广，转变其消费观念。不过，咪表公司却没有在引导和推广上有实质性的举动，这易造成车主与咪表管理员之间产生纠纷。

　　针对郑州咪表面临退市的现状，河南财经学院讲师、公共关系专家雷震说，咪表公司过分依赖政府，依赖政策的强制力，没有真正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是一个诱发因素。

　　雷震分析认为，咪表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建立在规范的合同关系上，这造成该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存在不稳定因素。当政府部门与之疏远时，政府部门不为之执法时，他们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越权执法。另外，越权执法容易造成工作方法简单、与车主积怨等一系列不利后果。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雷震还说，咪表公司在与媒体的公关方面存在重大失误。当媒体找到咪表公司澄清有关事实时，咪表公司完全可以借机对咪表的积极意义进行宣传，消除车主的误解，进而引导其消费。但是，咪表公司错失了良机。

　　河南欣鼎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总顾问王宜说，一个外地企业进入一个城市经营公共资源，本身就具有特殊性，首先必须与政府搞好关系。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必须建立在合法规范的关系之上，即政府所有的承诺都要形成规范性文件。这样，一旦政府失信，企业便可以直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其次，企业公关最关键的是对消费者的公关，使其接受自己的产品。就咪表公司而言，其产品就是咪表服务。它要让众多车主接受这一消费形式，使车主明白，咪表公司是提供服务才收费，而不是依托政府为靠山，来强制搜刮民脂民膏的。只有广大消费者接受了这一观念，其他的问题相对就容易解决了。

   本报记者王海科关素垒/文程实/图

(责任编辑：赵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