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GoranMalmqvist)访问中山大学时指出：“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它（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十八个瑞典人给的一个文学奖，仅此而已。它不是一个世界文学奖！”马悦然这些话当有助于消解国人长期以来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但马悦然如下一句话我认为更应引起国人的思考：“中国要是没有办法把农民问题解决好，那中国就没有希望了。”马悦然前年去了作家李锐插队时呆过的山西邸加河村，目睹了当地一些农民的现状。

　　马悦然之所以关注中国的社会现状，不仅在于他本身是汉学家，是诺奖评委，更在于他认为“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的乡愁”。一个异邦的文学奖评委满怀赤子之心，对我国农民现状感同身受，让人感佩。试问，我们的文坛大腕们有没有类似的心理悸动呢？文学创作不能悬浮在空中，而应关注国脉民瘼，体味底层人的痛感。农民现状是绝佳的创作题材，但我们又有多少作家去感知呢？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他在获奖辞《艺术，真相与政治》中说道：“我们的道德感哪儿去了？我们曾经拥有吗？现在为何不见了？良心是什么？”什么是有道德感的作家，他不会炮制花边文学，不会粉饰太平，不会选择性失明，以致刻意忽略占我国总人口八成之多的农民。在这样一个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交融的时代，谁能忍心漠视农民的多艰？遗憾的是，当今许多作家已被商业俘虏，被金钱收买，围着奖项转，“只为钱狂”。

　　日前，曾有媒体组织了关于当代文学是否道义缺席的系列讨论。窃以为，这是无须求证的伪命题。文人的自我作践，作家的自甘堕落，文学的“风尘仆仆”，已是不争的事实。作家早已剥离了光鲜的符号，一些文学期刊在商业大潮中无所适从。诚如学者丁东所说：“既然用了纳税人的钱，公民就有权要求文学期刊对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有所关心，在涉及社会正义、公民权利方面，说一点真话，不要一味回避，一味沉默。”期刊如此，作家何尝不该如此？

　　两年多前，我曾采访过作家陈桂棣，一谈到农民，陈桂棣就满腔感慨。陈桂棣说，由于深感于“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和妻子春桃决心调查农民的现状。于是，他们拿出家里几乎所有的积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足迹遍及安徽50多个县市，与农民同喜同悲。如今，《中国农民调查》已成为历史长河中不朽的丰碑，悲哀的是，很多吃俸禄的作家中鲜有“步其后尘”者。试想，与那些做梦都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相比，陈桂棣是不是才更有资格问鼎诺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