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写历史书，比史家写，有一个大长处，就是清新晓畅，文彩斐然。但也容易犯一点不够谨严的毛病，不如素有考据学养的史家的著作来得结实、牢靠。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行文明快，简洁，文采奕奕，给人以极大的阅读快感，完全没有读某些艰深、晦涩的史书常有的沉闷心情。但《中国人史纲》在史实的考订和叙述上，也有某些失误，这是严谨的历史著作所不应该出现的。

　　上古时代，有一种很有名的酷刑，叫作“炮烙”，也叫“炮格”，具体的行刑过程，有两种说法，一是说用炭火烧热铜柱，令犯人爬行柱上，犯人堕入火中而死，一是说铸一铜格，格下烧炭，令犯人行走格上，犯人堕入火中致死。炮烙之刑是谁发明的？或曰是哪个朝代最先施行的？柏杨在《中国人史纲》的“纪元前十八世纪”一节里，这样写道:

　　姒履癸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到暴虐和享乐上，他把皇宫改建得更豪华，用黄金铸成的柱子就有九个。他又发明一种酷刑，称为“炮烙”，在铜柱上涂抹膏油，下面燃烧炭火，教犯人赤足在铜柱上走过，那是一定要滑下去的，滑下去便恰恰跌到火炭上烧死。姒履癸最喜欢看别人受这种酷刑时挣扎悲号的惨状。有一天，他一面看，一面问他的大臣关龙逢是不是快乐，关龙逢说:“这种做法，好像春天走在薄冰上，危在眼前。”姒履癸冷冷地说:“你只知道别人危在眼前，却不知道自己危在眼前。”下令把关龙逢炮烙处死。

　　姒履癸，就是夏桀，就是那个暴虐荒淫的夏朝末代君主。柏杨说，炮烙是夏桀发明的。这个说法，恐怕是不对的。他又说，大臣关龙逢是因为向夏桀进谏废止炮烙之刑而被处死的。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

　　关于夏代的古史传说和史事，文献上有不少记载，我核查后发现，其中并没有夏桀发明炮烙或是夏代已有炮烙之刑的记载。关于炮烙之刑，古史传说和史籍上皆说是殷纣王所为，也就是说，是发生在纪元前十一世纪的商朝末年的事。《荀子·议兵》记云:“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韩非子·喻老》记云:“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邱，临酒池。”都说炮烙之刑是殷纣王干的事，而并非是发生在纪元前十八世纪的夏朝的事。其中《韩非子》所说的“设炮烙”之“设”字，更有点明炮烙之刑乃殷纣王所发明之意。

　　司马迁写《史记》时，采择上古传说、鉴别史料，是非常慎重、谨严的。在《夏本纪》中，关于夏桀的恶行，他只写了“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不堪”一句，没有说夏桀发明或使用炮烙之刑。但在《殷本纪》中，他则明确写上了:“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炮格即炮烙。

　　清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在他的名著《历代刑法考》中，详考了历代的刑法状况。考证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夏朝一节，他列了四个条目，曰“五刑”、“肉刑”、“赎刑”、“孥戮”，每一条目的内容里，都没有炮烙之刑。但在商朝一节，他明确地列出了“炮烙”这一条目，条目下所引的证据，就是《史记·殷本纪》所载的“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

　　在近人所写的历史演义中，我所能见到的书，也都是说炮烙之刑是殷纣王发明的，没有见到说是夏桀发明的。比如陈穉常先生写的《中国上古史演义》(顾颉刚、章丹枫先生校订、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详细地描写了殷纣王和他的宠妃妲己发明炮烙之刑的经过，而根本没有提夏桀与炮烙之刑有什么关系。这虽是一部演义小说，有许多细节是推想出来的，但故事的基干却是真实的。出版者这样介绍这本书:“本书系在中国上古广泛的神话、传说、地质、生物、考古、金石、甲骨、古典书籍及近人著作多方面的史料中，选择比较可信的，用通俗、轻松、带有故事性的描写，编成章回小说。”可见，尽管写的是小说，但因是历史题材，所以，也尽量做到言有所本，避免随意编造。

　　从我所见到的上述材料来看，炮烙之刑无疑是起于殷纣，而非夏桀，这完全是可以认定的。这同时也就证明，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所说的“炮烙是夏桀发明的”，显然是错的，而他所说的大臣关龙逢是因为劝谏夏桀废除炮烙而被处死，当然也就是错的了。

　　写到这里，我心里总有一个疑惑，柏杨先生那样写，是不是因为他手中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可靠的历史材料做根据呢？否则，怎么会那样下笔呢？但我终究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所以写出此文来，就教于柏杨先生。柏杨先生在自序中说:“我期待着不同的声音。”那么，小文就算是一点不同的声音。

　　还有几句余话。从夏桀的炮烙，我不由得联想起可以与之“媲美”的清代的凌迟，又想到了民国以来各种令人发指的刑罚。我惊异中国刑罚的残酷性和没人性，惊异这些酷刑的绵长和花样翻新。这些酷刑所反映出的那种蔑视人的价值、权利乃至生命的恶劣价值观，暴露出了中国文化所包含的劣质的、糟粕的一面。这又不禁使我想起了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等作品中，对中国文化的劣质的一面，做出的极正确、极有力的否定性判断。鲁迅先生曾说过，他一看到中国古书里记载的那些酷刑，就真觉得仿佛不是活在人间。鲁迅所说的酷刑中，肯定是包括了炮烙这种酷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