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代有时最容易被遗忘。

　　我要说的是公元734年。

　　这一年，李白34岁，正是盛年，刚结婚，却又走了很多地方。王维大概也是34岁。杜甫年轻一点，这年23岁，也在各地游历。世界级的大师全都年轻在一时、一处，今天想来还让人倾心。那时唐代民富国强，天下安适，杜甫曾这样描写一路所见：“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就在这一年的年初，一位日本学者在长安去世了。他叫井真成，比李白和王维大两岁。他是19岁那年与阿倍仲麻吕一起到中国来的，阿倍仲麻吕的中国名字叫晁衡，与李白和王维同岁，后来又成了他们的好朋友。李白的《哭晁卿衡》名传千古。

　　这是一个充满了青春友情的伟大时代。在那群年轻人中，还有一些令人难忘的日本朋友。在李白、王维看来，这些同龄的日本朋友情同手足，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家乡比较远，隔着大海。这年，日本朋友井真成永远把自己的身体托付给中国了，后来，阿倍仲麻吕也是在中国结束生命的。

　　当然，更多的是回去了。就在井真成去世后不久，有一个与井真成、阿倍仲麻吕一起结伴到中国来的吉备真备回国了，他大一点，比井真成大4岁，比阿倍仲麻吕、李白、王维大6岁，基本上都算同龄人。吉备真备从中国带回日本大量的汉文典籍，后来一直作官，升到日本朝廷的右大臣，足以左右朝野的文化思维。

　　当时在中国，也是上上下下文气勃郁、襟怀开阔。连皇帝唐玄宗也愉快地注视着这些年轻的文化天才，以及这些天才们边上的日本朋友。734年唐玄宗得知井真成去世的消息后，立即下诏追封官职并予以厚葬。厚葬的墓志铭上郑重地记下井真成的祖国“日本”，并根据唐玄宗的吊伤之情写道：“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

　　就这样，隆重地葬到了历史深处。

　　坟墓渐渐地被时间的尘土所淹没。尘土间，历史快速而纷乱地行进着。

　　直到一千两百七十年之后的2004年，墓志铭神奇地出土了。再过一年，墓志铭运到日本东京展出。井真成也算是以最辉煌的仪式返回故乡了，只是迟了一点。

　　正是在这块墓志铭上日本朋友看到了迄今最早对“日本”国号的记载。

　　那天下午，我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站在离这块墓志铭很近的地方。很多日本朋友在久久地排队，轻轻地移步。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先生站在那里大声地说：“21世纪的今天，日中两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坎坷，不少有识之士为之担忧。对我来说，墓志铭的发现，就像听到了超越一千二百年的声音，呼唤日中两国人民要友好相处！”

　　此话正合我意。第二天，我便与妻子赶到镰仓平山郁夫先生家拜访，希望与他更多地交换看法。

　　平山郁夫先生今年75岁了，是一位闻名国际的大画家，而他艺术成就的最高峰，是有关丝绸之路的系列。我家本来就藏有他的画集，这次他又送给我们一册。他把唐代以来的那条友谊之路、沟通之路画得无比安静，并以安静呼唤永恒。

　　那天我们谈得很多、很久。我也是旅行者，走过他所画的那条路，因此话题很多。可惜在我走过之后，那条古代友谊之路的中东、中亚、南亚一段，现在已经完全走不通了。于是我们只能在声声叹息中讨论东方美学。因为只有美，才能最终地嘲笑暴虐。

　　顺着那次谈话的思路，几天后我又一次到了京都和奈良，去考察那里从唐代和宋代带来并留下的建筑、美术、文化、宗教遗迹。平心而论，从保存的完整、准确、精细、科学而言，超过我们中国。唐宋风范在这里又与日本传统的原生态美学相融合，在东方美学的充分体现上，京都好几个以寺庙为中心的园林，几乎达到了至高境界。

　　与以前每次来日本一样，这次我走了很多城市乡村，一路上遇到过大量的日本文化人和普通市民。听下来，几乎没有一个忘记了唐代，没有一个不歌颂友情，没有一个不谴责战争，没有一个不企盼和平。尤其在京都立命馆大学的和平博物馆里，大量材料对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批判，在力度上甚至超过被侵略国的同类展览。和平博物馆用让人痛心疾首的一系列实物展示了一群年轻的生命一旦被误导，将会对邻邦同龄人造成多大的伤害，而且，最后也都伤害了自己。因此，和平和友谊，是唯一的选择。

　　由此，我又想起了井真成先生，想起了那个了不起的年份：公元7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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