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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呼吁:立法方便更多人自愿捐角膜
新快报记者 陈福香 见习记者 陈艳
通讯员 陈景荣 钟志勇 文/图
“在中国,由于法律的缺乏,以及民众对捐献角膜意识的薄弱,许多急需角膜移植的患者不得不无限期地等待,记者在中国最大的眼库———广东省眼库了解到,全国需要做角膜移植的患者至少有24万人,但由于角膜的缺乏,全国一年只能做大约5000例角膜移植手术,许多患者在濒临失明的边缘苦苦等待。”
“角膜一等就是几年”
“在我们医院每5个初诊病号就有1个角膜病患者。”
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角膜病科主任、广东省眼库主任陈家祺教授告诉记者,最常见的是病毒性角膜炎,占了角膜病的65%左右,由于我国没有角膜病学的流行病学调查,故没有确切的数据表明现在全国角膜病患者数量,但根据该院的相关调查显示,每5个初诊病号就有1个角膜病患者。
“我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来自安徽淮北的张金萍半闭着左眼说。1994年,她左眼做了白内障切除植入人工晶体手术,手术时因操作不慎碰伤了角膜内皮。去年夏天,左眼开始发病,不能见光,还伴有疼痛,医生检查后认为需要做角膜移植,但目前还没有供体,现在,她只能躺在中山眼科医院的病房里等待。陈家祺教授说,因为角膜的缺乏,很多人等角膜一等就是一年,甚至三年。
部分角膜用来抢救失明眼睛
“医院门诊登记表上已经排了三百多号病人了,就连走廊里的床位也加了好几十张。”陈家祺教授说,需要做角膜移植手术的人大部分都是在一线生产的底层劳动者,经济收入不高,看到他们渴望的眼神,陈家祺教授也很焦急.
记者在该院三病区看到,走廊里睡满了等待角膜移植的病人,据了解,他们全是加床病人,在医院等待角膜供体。陈家祺教授告诉记者,即使医院每年仅有1000多个角膜供体,也要匀出一部分来用于抢救病人,“他们不能再等了,所以其他的病人只好无限期的等待。”他说。
跟睡在走廊里等角膜的病人相比较,来自云南丽江54岁的吴必荣无疑是幸运的,他患了单疱病毒性角膜炎已经27年了,左眼早在1979年因为角膜穿孔失明了,右眼也反复发作,至今已穿孔5次,其间也做过角膜移植,但因为发生排斥反应又穿孔。5月25日,他头包着纱布,坐飞机来到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陈家祺教授给他做完检查后发现,再等下去病人会有失明的危险,医院及时为他安排了手术。
“我的右眼是陈家祺教授给我的,我也对那些等待角膜的人感到遗憾。”吴必荣说,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挽救,他以后就成了盲人,他同时表示,希望全社会都来关心、帮助这些面临失明的人们。
献角膜立法刻不容缓
陈家祺教授介绍,角膜移植分两种,一种是光学移植,即由于病毒感染、外伤等原因造成的,另一种是挽救眼球的治疗性角膜移植,即角膜发炎用药物控制不了的情况下,比如角膜穿孔。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需要做角膜移植的患者至少有24万人,但因为角膜的极度缺乏,全国一年仅施行不到5000例角膜移植手术,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一年做1000多例角膜移植手术,占了全国的1/4。“广东省有2万-3万人要做角膜移植,如果有足够的供体,我们医院每年能做1万多例。”陈家祺教授说。
据了解,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大部分国家均有相关捐献器官的立法,从而保证了角膜移植供体的来源,民众也有死后献眼的意识,而我们国家目前的角膜供体只能依靠自愿者捐献,加上民众对角膜捐献意识的薄弱,导致角膜供体常年处于极度匮乏的状态。
“国家到了进行立法的时候了,在保证捐献者的权利、医生摘取眼球的合法权利等方面去立法。”陈家祺教授认为,政府应规范角膜移植的相应法规,积极宣传、动员民众身后献眼的意识。他介绍,美国一年能做4万例角膜移植,因为他们有完善的法规,而且医院里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劝说临终者捐献角膜,因此,他们30%-50%的角膜供体来自于死在医院的病人。上图:陈家祺教授在为手术后的吴必荣检查眼睛
[新闻背景]一人器官救九患者
7月23日中国器官捐赠一项新的纪录已在广州诞生:因脑病手术救治无效脑死亡的杨女士(化名)在广州成功地留下了心脏、肝脏、双侧肺、双侧肾脏及双眼角膜在内的8个健康器官,在国内7家医院联手奋战下,成功地救治了9位危重病人。
报道说,杨女士来自广州番禺,今年39岁,因患脑膜瘤手术后复发再次手术,术后救治无效进入脑死亡状态。
20日下午4时,杨女士的心脏被运往上海。晚上6时移植手术开始,4个小时后患者心脏复跳。与此同时,杨女士的双侧肺随医疗队车运到深圳市人民医院。手术7时开始,次日凌晨完成,宣告中国首位脑死亡捐献肺移植成功。
当晚,杨女士的肝脏和两个肾脏也分别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和广东省中医院,成功植入3个危重患者体内。
其所捐角膜,21日在深圳市眼科医院分别移植给3位眼病患者。
目前9位病人全部有功能恢复,顺利度过24小时危险期。
至此,杨女士成为中国到目前为止捐献器官最多、救人最多的捐献者,堪称“中国器官捐献第一人”。(中新)上图:感动中国人物丛飞爱心延续,捐献眼角膜使5个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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