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涨工资了吗？

　　中国经济正在持续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GDP增速高达10.9%；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物价上涨了；你的工资涨了吗？收入分配改革的大幕正在拉开；如何让经济增长的红利普惠国民？谁来给我们涨工资？

　　“你觉得自己的收入水平能反映自己的工作贡献吗？”MSN上，马莉向记者发来一个愤怒的表情，接着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回复：“当然不能！”

　　马莉是标准的白领，担任国内一家著名的IT企业的部门经理。毕业以后，随着她职位的上升，她的收入也在随之增长。但她对自己的收入并不满意，“付出的比得到的多，这是我们这个行业很多人的共同感觉。”

　　在职场拚杀的她或许还不知道，一场全国性的收入分配改革正在展开。像大多数人一样，她无法感知这场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她也并不知道，除了业绩上升、职位提升之外，还有什么涨工资的理由？

　　低工资的国度

　　7月17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四部委负责人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答记者问”的文章，标志着收入分配改革的全面启动。

　　在回答“为什么要改革”时，官员们指出了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

　　上周，一位西安烟草企业职工的工资单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这位职工透露，每年她的银行卡上基本维持将近60000元的收入——这包括基本工资9600元；效益工资约36000元；通讯、交通、菜篮子等各种补贴约4800元；公积金存款约10000元。当然，这还不包括当年的年终奖金。

　　事实上，这种收入水平在大型垄断企业中并不少见。也是上周出台的一份央企利润统计显示，共有12家企业利润超过了100亿。这“十二豪门”主要来自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系统，即传统的煤、电、油、运行业。他们的员工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4倍。

　　炮轰垄断行业工资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不要只盯着那些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固然有不合理的地方，但他们毕竟是少数；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收入依然很低，这种长期的低收入不是更不合理吗？

　　去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平均到每个月，仅有875元。这一数据已经足以显示，我们今天依然是一个低工资的国度。

　　与低工资相伴随的，还有工资水平的低增长。有学者指出，在过去的12年里，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如果把物价等因素考虑进去，实际是负增长。

　　也许民工工资增长并不能代表全部，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大学生的起薪点。团中央的一份调查显示，今年应届本科毕业生中，66.10%的大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2000元之间，1.58%的学生甚至愿意“零工资”就业。即便如此，调查中仍有77.3%的用人单位认为大学生的期望过高。

　　马莉很庆幸自己毕业得比较早，在她毕业的时候，全国大学生的起薪点至少可以保证在1500元以上，像她那样的名校学生都在向3000元看齐。而在今天，媒体的标题早已定性——“大学生进入低工资时代”！

　　钱都哪儿去了？

　　“1992年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担心发生的资本收益过分压低劳动报酬的现象，不幸被言中，已经成为当前全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在一次关于分配改革的论坛上，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宋晓梧痛心疾首地表示。

　　宋举出的例证是，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到2003年，这一比重虽略有上升，但依然徘徊在12%-12.5%之间。与之相对的一个可比数据，美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稳定在50%左右。

　　也就是说，在GDP高速增长的时期，工资总额的增长却在下降。那么，这些钱都去了哪里？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从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的分配比例来看，1978年为55%：11.1%：33.9%，1998年为68.6%：13.9%：17.5%，变动趋势是居民的份额不断提高，企业的份额有所上升。而此后的1999-2003年间，居民的份额明显下降，企业的份额进一步上升，政府的份额大幅度上升，到2003年发展为61.8%：15.1%：23.1%，政府最终可支配收入的规模迅速扩大，相应居民可支配收入明显消弱。

　　在西方经济学里，“分享工资理论”已经跨越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生存工资理论”、19世纪中叶的“工资基金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边际生产率工资理论”和20世纪中期的“劳资谈判工资理论”，成为主流的工资理论。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分享企业发展的好处，已经成为民众的基本共识。

　　而在中国，很多人对工资的认识更多还停留在残酷的“生存工资”阶段。这个由古典经济学派大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描述的理论，更多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一个现实——从长远看，在工业化社会中，工人的工资等于它的最低生活费用。也就是说，工资只能保持在维持其生存、使其勉强糊口的水平上。很多人甚至认为，正是这种“生存工资”成就了中国的竞争优势。

　　一位学者指出，在我国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摊的改革成本，过多地由所谓“弱势群体”承载；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享的经济成果，过多地被所谓“精英团体”瓜分。现在到了下决心调整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些期待放在即将到来的收入分配改革上。这样，也许我们就可以不仅仅把涨工资的希望寄托在老板、上司和领导身上，而是通过收入分配的制度性改革，来抑制畸形的高工资，同时改善畸形的低工资。

　　你会从收入分配改革中获益吗？

　　收入分配改革即将展开，这将是一场涉及面广的改革，你会从改革中获益吗？本报记者采访了各阶层的一线工作人员，谈他们的收入水平，对收入的满意度，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以及对这场改革的看法。

　　媒体不了解垄断行业的真实情况

　　颜明(合肥电信员工)

　　最近媒体老在报道垄断行业的高利润、高工资，调子也很有煽动性。在这个贫富分化、仇富情绪加剧的年代，我也能理解媒体的这种做法，毕竟能吸引眼球。但媒体并不了解垄断行业内部的情况，他们不知道哪些人收入高哪些人收入低，也不了解收入的地区性差异和行政级别差异，往往以一个工资平均数来说事，并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

　　我是2000年毕业后进入现在的工作单位的。说实话，电信上两年工资还高一点，这两年物价上涨了，但工资却下调了。以我为例，现在工资、奖金和津贴等加到一块，大概每个月也就3200元钱，扣掉住房公积金600元，社保200元和其他费用，剩下的也就2300元左右。

　　当然，我这个收入，在这个城市(合肥)也算是中等偏上的了。合肥的衣食行等生活费用不是很高，关键是住，也就是买房的问题，要不是这个问题，我的日子应该过得满舒坦的。

　　最近国家政策要做一些调整，说要对垄断行业的高工资开刀。不过我对此并不担心，像我们这个收入，再削减能削减到哪里？！

　　有时想，国家政策对我们这代人真是不公平的。房改、医改、教改，反正要与市场接轨的、能收费的，都被我们碰上了，早我三年毕业的同事都享受到了福利分房的好处。但我也清楚，从以前的计划分配到与市场接轨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接轨的代价是必须付出的，是要有人承担的，不是我们，就是我们下面的一代。而被我们赶上了，只能怪运气不好吧。

　　改革对公务员是一大喜讯

　　刘阳(某部委公务员)

　　在别人眼里，公务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工作稳定悠闲，社会地位高，未来的发展也有高预期，还时不时的弄点灰色收入。但实际情况是，与周围的其他群体相比，我们的收入是很低的。

　　我目前的工资、补助和津贴等加到一块，一个月不到3000块钱。你想想啊，3000块钱在北京这个消费这么高的城市是一个什么数目？我现在是以收定支，每个月房租1300元，尚未入住的房子月供1000元，再加上交际、买衣服、吃饭等开销，手头拮据是很自然的。还好，老公在北京读博，他做点课题，再加上国家补助，导师发的，一个月有1000多块吧，还能再拿出来一点补贴家用。

　　当然，我所在的单位也有些灰色收入，如一些会务费之类的，但并没有社会上想象的那么高，一年下来这部分收入绝对不超过一万元。总之，工作几年下来，我手头基本上没有结余。而与我同一年毕业的同学，现在都有年薪拿几十万的了。

　　最近国家计划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项是要提高公务员工资。对我来说，这当然是一大喜讯，但也不知道能提高多少。我大致看了一下调整方案，认为比目前的更加合理，职务和职级并重，甚至更倾向于后者，这让不善于当领导、埋头干活的人也能得到相应的报酬了。

　　退休人员有份吗？

　　陈世璧(乡镇退休教师)

　　我是1997年退休的，退休时的级别是中教二级，拿到的工资每月还不到400元钱，经过几次工资调整，我到现在能拿到900多块钱。这900多元工资，已经够我开销了。我们这里的消费水平很低，而几个子女都在外边工作，均已成家立业了，不需要我操心。但让人不满的是，现在发的工资不仅有一些项目没有兑现，而且还不准时发放，时常拖欠。

　　大概是从我退休那年开始，当时乡镇财政困难，教师的工资被挪用拖欠，年年拖，年年欠。而近几年，教师工资由县财政统筹，一人一个账户，情况好了些，工资能间隔一个月发放。但到目前为止。还有两项工资项目没有兑现，与相邻的其他县相比，我们同级别的教师要少拿200块钱。去年县委书记离任，听说就有教师不满，拦着不让走，后来县里给每个教师补发了400块钱，教师情绪才有所缓解，但截至目前，县里还拖欠每个教师1000元。

　　国家这次的收入分配调整，我在电视上已经看到这方面消息了，但不知道有没有我们这些退休人员的份。当然，要是能给我们提高点工资，就更好了。

　　国家好政策很难落实到我们身上

　　杨瑞(天津一汽夏利工人)

　　1997年，我技校毕业后，就进了一汽夏利的装焊车间，至今没有换过工作。

　　工资从刚进去的一个月1350元，涨到现在的3000块钱，扣除掉五险一金，每个月能拿到手的是2200元左右。我老婆在中国联通上班，工资跟我差不多，但她年终考核要是能达标，就能拿到一万块左右的奖金。我们夫妇加起来，一年大概能挣5万块钱。

　　除了房价之外，天津的物价不是很高，我们家这个收入在天津还可以，算中等水平吧。当然，最重要的是我没有供房的压力。2002年我结婚后，住的是父母分的房子。而我周围的同事就不一样了，他们大多要从工资里拿出700-1200元付房贷，在车间也时常听到他们的抱怨。

　　2003年，老婆生了个孩子，一直放在退休的爷爷奶奶那照看，这又省了一笔请保姆的费用。虽然如此，与这两年不断上涨的综合物价相比，我们的工资涨幅还是有点低了，马上孩子要上幼儿园，我们现在也感觉到了压力。

　　最近一直在传国企职工的工资要上调，虽然一汽属于国有企业，但以我个人的经验，国家的好政策能落实到我们身上的少之又少，我是不会寄予太高期望的。

　　跟我们外企员工没啥关系

　　贾岛(某公司销售经理)

　　从毕业至今，我在IT和通讯行业已经做了7年，混到现在，房子也没有买，积蓄还不到六位数，可以说是挺惨的。现在在这家美国公司，虽然负责东北三省的销售业务，但实际工资并不是很高，底薪还不到2500元，收入主要是业务提成。这两年，随着这个行业的竞争加剧，业务也越来越不好做，有时好有时坏。

　　到现在我还与老婆在外边租房，房租一个月要1300元。年前老爸答应给我资助一点买房，但年后他脑血栓发作，到现在还没痊愈。他当了一辈子教师，但积蓄也不多。我在方庄那边瞅好了一套小户型的房子，首付还差5万，看着老爸那走路还颤巍巍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要他的养老钱。

　　北京这房价，你也知道的，飕飕的往上涨，也不知道何日是个尽头。我已经跟老婆商量好了，今年房子是一定要买了。说到老婆，我觉得挺亏欠她的，跟我结婚都已经三年了，还一直在外边租房住，过着漂泊的日子。去年她也出来工作了，靠着她的聪明，现在已经在一家房屋租赁公司做到店长了，收入比我现在还高，还稳定。要不是她，今年买房的计划未必能完成。

　　国家要调整收入分配，对我们这些在外企工作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希望国家能采取切实的措施，把房价稳定下来就好了。

　　惟一不满就是工资太少

　　刘季(某国企人力资源主管)

　　毕业后进入现在的这家国企，到今年已经三年了，能做到现在这个位置，我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还是满意的。女朋友在一家媒体做编辑，收入跟我差不多，每月6000左右，但我们的开销也比较大，扣除房租、吃饭、买衣服、交际等费用，一个月的节余大概就是一个人的工资。另外，我老家在安徽一个县城，当年搞规划，把我们家的房子拆掉了，虽然补助了一点钱，但远远不够买新房的。现在，我还要替父母每个月还1000元的房贷。

　　现在的工作不是太累，也稳定，但惟一不满的是工资太少。今年我已经跟女朋友商量好了，打算跳槽到外企，既是为了挑战一下自己，也是为了多挣点钱，早日买房。最近，我报了一个华尔街英语的培训班，苦练口语，为接下来的跳槽做准备。

　　现在我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准)丈母娘的电话。每次她打电话过来，都会催我早日与她女儿结婚。可现在我房子还没有买，哪敢想结婚。她说给我们支付首付，我们来负责月供，但我是一个好面子的人，觉得买房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让上一代人操心。

　　针对农民工的政策太少了

　　汪林(进城务工者)

　　从1996年出来，断断续续到现在，我在外打工已经11年了。一直在工地上干小工，大工(砌墙师傅)要手艺，不会。小工只要力气就行了，我这个年纪，从农村出来，只有点力气可以卖了。

　　我刚出来打工时一天的工资是15元，后来慢慢涨到18元、25元。今年的工资已经是35块钱一天了，两三个月发一次工资。搞室外建筑的烦下雨，一下雨就没法干活，干不了活就没钱算。我们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上七八百块钱，不好的时候只有三四百块钱，一年下来，有五六千块钱带回家就算是可以了。

　　发了工资买点烟抽抽，下雨天有时候跟老乡们打打牌，就再没别的开支了，剩下的全部拿回家，但远远不够用。我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勉强读完初中就没读了，现在在外面打工。二女儿在武汉上大学，今年已经大三了，明年毕业，学费没给她交齐，学校给贷了两万元贷款，现在大学生多了，学校也不管分配，工作不好找，不知道她明年毕业怎么样。三女儿今年也考上大学了，一年的学费就要6000，能考上也不容易，不能不让她读啊！

　　我今年才49岁，不算老，还能在外面打几年工，等她们都大了，都出息了就好！别人开玩笑说我老汪这条命就是卖给三个女儿了，没错，做父母的不为儿女想为谁想呢？我现在多吃点苦多受点罪，她们以后就能比我好过。

　　收入分配调整？我不知道这事，估计跟我们没关系。我只知道打工不好，又苦又累，挣的都是血汗钱，可是不打工也不行，种地种不出收入来。国家今天这个政策，明天那个政策，但针对我们的太少了，有点好处也难落到我们身上。

　　链接

　　最低工资制度

　　1994年通过的《劳动法》第48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目前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或类似规定。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也先后规定了本国的最低工资收入标准或工资浮动下限。

　　从2005年1月1日起，在26个设有最低工资的欧洲国家中有12个国家提高了各自的最低工资。卢森堡和比利时以1466.77和1317.5欧元位居各国最低工资数额排序的前两位，俄罗斯和摩尔多瓦以19和26欧元排在最后。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在今年新出炉的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中，深圳以810元/月高居榜首，广州为780元/月，北京为640元/月，上海为690元(2005年数据，今年尚未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为何成了摆设？

　　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

　　工资指导线制度是中国目前对企业工资分配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制度。有关地区结合当年国家对企业工资分配的总体调控目标，综合考虑本地区当年经济增长、物价水平及劳动力市场状况等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本地区当年企业工资增长指导意见，企业应根据企业工资指导意见，在生产发展、经济效益提高的基础上，合理确定本企业当年的工资增长率。

　　工资指导线水平包括本年度企业货币工资水平增长基准线、上线、下线。基准线是当年企业工资增长的适度水平，是地区企业工资增长的总体调控目标；上线是企业工资增长的高线或最高调控线；下线是企业工资增长的低限。

　　最近各地分别推出了今年的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其中北京的基准线为10.5%，上线为15.5%，增长的下限为零增长或负增长；上海的基准线为9%，下线为3%；广东的基准线为11%，上线为15%，下线为3%。

　　少数人拿走了大部分利益

　　南都周刊：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都在高速增长，但我们采访的一些人，他们却很少感觉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实际利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杨宜勇：经济在增长，工资也在增长，几乎是同步增长。如全国城镇人均收入增长每年大概是在8%以上，农民现在每年也在5%-6%。但为什么大家没有感觉到呢？可能是涨得慢的缘故。比如服务业的，你一个月600块钱，涨8%的话可能就涨48块钱。

　　但对于富人、一些垄断行业，或其他高收入者来说，他们的增长速度可能比经济增长的速度要快，你看北京外企一般的正常工资增长每年是10%。

　　南都周刊：这是一个权威统计的数字吗？

　　杨宜勇：不是，这基本上是惯例，不是统计得来的。在职的人多多少少都有增长，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正规企业不管它是国有控股还是私营企业，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增长机制。但你说低收入者，比如说农民工的工资、一般的清洁工、服务员没有涨或涨幅非常小，这也是事实。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被不同的人拿走了？

　　杨宜勇：经济增长的好处，政府要取一块，企业要取一块，最后才是个人的。从现在来看，个人利益在这里面还是占大头部分的，可能要占到60%-70%。

　　当然，人里面又得分人。少数富人拿走了大部分经济增长的好处，大部分人都没有拿到。

　　南都周刊：如何通过一些制度建设来保障经济增长的收益，普惠到社会大多数人的头上？

　　杨宜勇：理想的状态就是说穷人能变成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者能变成富人，富人能变成中等收入者。

　　要实现这些目标，得需要一整套制度建设。如正常的升迁机制；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等要均等化，就是站的起跑线差不多；社会的流动性应该加强。最后，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鼓励大家都去冒险，都去增加收入。如果说他没有富，他亏本了，还有一个社会保障作支撑。

　　民众应学会表达利益要求

　　南都周刊：最低工资制度目前正在普遍建立，但随着各地最低工资的普遍提高，几方面的担心都开始出现：企业担心会增加成本；政府担心会影响投资；而公众更关心的是：最低工资都提高了，自己的工资会随之上涨吗？

　　杨宜勇：最低工资应该是反映一个劳动力自身的简单再生产所必须维持的一个收入水平。它对于解决增长社会公平、提高在业者工资还是起到一个引导和督促的作用。最低工资提了，你想想看，你可能会和你的老板说我也该提了，所以会带起来一连串的作用。

　　但我觉得像广东提高最低工资只是一个补课的性质，相比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最低工资标准早就该提高了。

　　南都周刊：也有人认为最低工资对于农民工来说形同虚设，谁来保证用工企业执行？

　　杨宜勇：最低工资标准具有法律效应，应该是劳动执法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说既然规定了，就要从法律的层面来保障。

　　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曲解了最低工资，把那些福利性的东西都算在里面。其实最低工资就是基本工资，不包括午餐补助、住宿、加班工资等。

　　南都周刊：一些地方也出台了指导企业调整工资的制度，但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规定，如何得到企业的配合？

　　杨宜勇：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虽然没有强制力，但是工人和工会可以根据这个和工厂的经营者、所有者来进行谈判，根据你的行业情况，有的行业可以多涨点，有的行业可能少涨点。这跟你的谈判能力也有关系。

　　南都周刊：工人和工会跟所有者谈判？但工会能到位吗？

　　杨宜勇：工会的作用应该是逐步的好转。但我承认你说的那个大的前提，就是说工会的作用还没有到位。目前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确立工会独立于政府和企业雇主之外的法律地位，以及维护职工权益的实际权利。

　　南都周刊：我们都很少感觉到工会的存在啊！

　　杨宜勇：因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工会会员。你有愿望但你不表达，就想搭便车，这种人比较多，说你们去弄吧，弄了我跟着占便宜，弄不上我也不吃亏，顶多就是不涨，我也不费那个劲。

　　这你能怪工会吗？你自己都不合格。所以，工会组织当然要加强这方面的能力，但工会会员也要有自己的主动性、谈判的意识。

　　从劳动力市场上打破垄断

　　南都周刊：最近大家反映强烈的是垄断行业工资，收入分配改革会削减他们的收入吗？

　　杨宜勇：打破垄断是最彻底的解决办法。这包括两个方面：从行业上打破垄断，从劳动力市场上打破垄断。

　　垄断行业的劳动力市场基本上和非垄断行业的劳动市场是分割的。如垄断行业里自己聘用农民工合同工，他们和正式职工的收入差距就很大，这违背了同工同酬的原则。

　　很多国有企业以前让一部分职工下岗了，现在企业效益好了，但他可能并没有把过去下岗的工人找回来，而是更多的使用农民工。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工资只有正规工人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也是很不公平的。

　　南都周刊：垄断行业工资的畸形上涨，也推动了物价的畸形上涨，这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问题吧？

　　杨宜勇：垄断行业从收入弹性来说，对基本生活用品一般都推动得有限，他一个月就吃20斤米，吃5斤肉，或者几斤蛋，这个东西涨得是有限的。但是垄断行业推的是什么？是奢侈品、耐用消费品，如住房、汽车等等。

　　南都周刊：这个怎么平衡呢？

　　杨宜勇：市场会自动平衡的。因为市场也是竞争的，可能涨了一部分是合理的，要涨得太高，就没有人要了。供求自然会要达到一个新的平衡。

　　对于一些耐用消费品，通过其他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如房子可以征税，物业持有也可以征税。(策划张东生 执行林之东 陈建利插图李峰《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