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过这样一段让人浮想联翩的话：“当我还躺在摇篮里时，一只秃鹫向我飞来，它用它的尾巴打开了我的嘴巴，并多次用它的尾巴撞击我的嘴唇。”敏感的弗洛伊德在将达·芬奇作为精神分析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时，立即发现了这段话中丰富的性意味：“秃鹫的尾巴”事实上象征了母亲的哺乳与亲吻，是达·芬奇恋母情结的下意识流露。在埃及神话故事中，秃鹫只有雌性，没有雄性，因风而孕。

　　虽然不少研究学者指出，弗洛伊德所看到的只是德文译本，而正是这个德文译本中犯了一个小小的翻译错误，即将原文中的“鸢”误翻译成了秃鹫，从而试图从根本上质疑弗洛伊德的整个论证结构。但问题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不可否认，就像《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难以索解一样，达·芬奇也是一个谜一样的男子。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个私生子，缺失父爱的结果是使他对母亲有着一种病态的依赖。母亲在他心目中就是不可亵渎的神，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达·芬奇强烈地压抑着自己对于女性的性欲，因为在他看来，这无疑是对母亲的不敬。

　　毫无疑问，他是个性冷淡。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和女性有过亲密接触，索尔密引用过达·芬奇这样的话，来证明他对异性的身体不感兴趣：“生育行为和与之相关的所有事情都令人感到如此恶心。”在达·芬奇作于1492年的《性交以及男性生殖器官草图》中，他对于女性的乳房、生殖器以及性交姿势的描绘都错误百出。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达·芬奇是个同性恋者，还在他当学徒的时候，他就曾被控告和某些年轻人有不正当的“男男关系”。

　　弗洛伊德愿意为他开脱部分罪责，他宽宏大量地说，这种说法并不一定真的是事实，因为对于达·芬奇来说，要他和这些男生发生性关系恐怕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强烈的性行为不属于他”，当然，这并不能排除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爱情的可能性。

　　这种偏差使得他的性格也变得模棱两可难以捉摸。弗洛伊德说：“他温和、善良地对待每个人；据说他不吃肉，他很乐意把鸟从市场上买回来，然后再把它们放生。”然而，就是这个“慈悲为怀”的画家，却陪着死刑囚犯上了刑场，目的是为了研究他们被死亡的恐惧所击垮后的绝望表情。这是个雌雄同体的男人，弗洛伊德认为，正是强烈的性压抑让他把大部分的性欲“升华”（按照弗洛伊德的术语）为创作的冲动。

　　蒙娜丽莎奇特而又美丽非凡的面孔震撼了所有参观者，并使他们陷入迷惑之中，在弗洛伊德看来，这种无法解释的微笑如果仅仅归结为肖像对象的生理反应恐怕难以服众，因为达·芬奇并不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就像他刻意要把圣安娜画得更为年轻一些一样，他也在蒙娜丽莎的画中做了一些手脚。弗洛伊德坚持用恋母情结来解释这一切，他认为，只有一种解释才是合情合理的：这是秃鹫幻想的产物，即达·芬奇无时无刻不在绘画中复活着他母亲的一颦一笑，那神秘的嘴唇的微微上翘来自于他的母亲。他爱他的母亲，爱到极致，只有一种迷狂、触及内心深处的感情才会让达·芬奇画出如此矛盾的微笑———宁静的幸福和邪恶的威胁（这几乎成了丹·布朗创作惊悚小说的一个隐秘的理由）。它们都来自于他对母亲的矛盾态度，他的母亲在给予他温馨回忆的同时，也冷酷地剥夺了他成为一个真正男人的机会，这无疑是他的一次精神上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