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运动：神话还是误会
房子和道路不可能一修再修，新村运动表明，没有产业支撑，运动就仅仅是个运动。
撰稿／汪 伟（记者）
2006年，多名中国村官赴韩学习“新村运动”的经验；仅浙江一地，就有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领着100多名村官前往。4月，一则新闻说，中国将派出3万名村官，赴韩国接受培训，学习“新村运动”的经验，并应用于国内的“新农村建设”。
这条新闻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但不管怎样，渐渐淡出韩国社会议论的新村运动，借着流言与对流言的反驳，误打误撞，进入了中国国民的视野。
随之而来的是疑问和争议。有人说，“新村运动”在欧美现代化模式之外另辟蹊径，为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内的“东亚小农经济”的现代化，提供了另类而实用的历史经验。有人说，从新村运动中去寻找“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依据，是中国学界的流弊，也是对韩国历史的曲解。双方争执不下。
30年多前韩国政府推行的国家政策，如今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和媒体的争议。这是一场看似时空和语境错位的争议。居于争议中心的新村运动，究竟是何物？
新村运动肇始
韩国人金东俊30多岁，生活在韩国最大的城市首尔。提到“新村运动”，就会想起一首歌。
“黎明的钟声响起，又一个清晨破晓，让我们起床，建设新村。我的村子是生活的好地方，让我们用双手来建设……”
1970年代，金东俊还是韩国某个乡村小学的学生，也是个贪睡的少年。每天清晨，村里大喇叭播出的励志歌曲，提醒村民起床工作，也定时惊破他的睡梦。这首由时任总统朴正熙作词作曲的《新村运动歌》，响彻韩国1970年代的乡村，作为新村运动的遗产之一，成了许多韩国人回想过往生活的一个标志，概括着韩国人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一段深刻记忆。
1962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统治韩国18年，以强人政治作风，将韩国人均GDP从数十美元提高到1000美元，1980年遇刺后他留下诸多政治遗产，也留下了无穷的争议。新村运动即是其中之一。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魏蔚将朴正熙政府推动新村运动的背景概括为三句话：“首先是当时韩国城乡差距扩大，其次是社会生活伦理缺失，第三是农民出身的朴正熙试图通过这个政策改善统治，巩固权力基础。”
早在新村运动开始前数年，这三个原因在韩国就在动摇执政的朴正熙政府的政治基础。1967年的韩国总统选举中，朴正熙以微弱多数胜出，却因为稻米价格政策，失去了稻米产区农民的支持。朴正熙在1970年代的经济顾问朴振焕回忆说，由于朴正熙上台后实行了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的工业政策，韩国每年出口商品从1960年的3300万美元提高到1970年的8．82亿美元，使“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与处于现代化前夜的农村生活之间的矛盾加剧”。
农民占人口多数，是主要的选举力量，增加农民收入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1970年4月，朴正熙开始发动新村运动。地方政府在韩国3．3万个村庄征求意见，确定农业现代化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确定了全国适用的16个项目，大多是道路、桥梁、沟渠等农业基础设施和房屋、饮水、电气化等生活基础设施方面的内容。
韩国内务部将这16个项目按照优先项目排序，作为新村运动的切入口，政府向全国3．3万个村庄发放水泥和钢筋，让村民用这些建材改造村内设施，土地、费用、劳动力和工作时间则由村民自行承担。每个村选出一男一女两名不领报酬的新村运动领导人，领导村内建设事务。两年后，政府又成立新村领导研修院，对新村运动的村庄领导人进行培训。
培训被韩国政府视作提高农民生活伦理的契机，其重要性被摆到和经济项目同等的位置。
1967年后即为朴正熙制定农业政策的朴振焕认为，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口号的新村运动，是一场“通过参加村庄建设项目，开发农民的生活伦理，从而加速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的运动。这位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博士，出身农家，对改变韩国农村凋敝的经济和生活伦理，充满了道德热情。受到德国思想家韦伯的影响，他一生坚信，生活伦理是农业政策的变量之一，并致力于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伦理来发展韩国的现代化。他承认，朴正熙政府是公认的独裁政权，但他相信，韩国农村的现代化，要依赖朴正熙这样“对农村有感情”的政治领导人。与和他同时期出国留学的很多韩国知识分子不同，朴振焕认为，对贫困的韩国农村来说，摆脱贫困是实现民主权利的前提。而新村运动的目的，正是“提高农民的生活伦理水平”和“改善农村物质生活条件”。
道德运动甚于经济政策
年近80岁的朴振焕，见证了二战后韩国最富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一个农业人口曾经占总人口70％以上的国家，短短30多年内，农业人口下降到7％，从人均GDP不足100美元的落后农业国家，进入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行列。
他相信，这一切都和1970年代的运动有关，新村运动改变韩国农村，进而改变了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10年是一个令韩国农民振奋的时期，年代久远的茅草屋顶、煤油灯照明、男人背驮女人头顶东西的现象，都消失了。每年的现金收入增长使他们能够买得起消费品。”1974年之后，韩国农村家庭的年收入超过了城市家庭。他相信，这是新村运动的效力。而且，新村运动的效力还要深远得多：“农民获得了自信：我们能够做，我们能够生活得更好。”
2006年4月，中国农业部部长办公室约请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魏蔚谈新村运动。魏蔚直白地告诉对新村运动颇有兴趣的中国官员，“与其说新村运动是一种经济政策，不如说是社会道德运动和国家整合运动。”
在总统朴正熙的强力推动下，新村运动变成一场席卷韩国城乡的全民运动。城市里，街道、企业、社区都在开展新村运动，到1970年代后期，新村领导研修院培训的商界人士、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和媒体人员的数量，几乎占到了受训总人数一半以上。
即使在朴正熙政府治下，对新村运动的争议也从来没有停息。质疑者承认，运动发生了效力，政策不乏成果，但朴正熙政府以新村运动拉拢选票，政府力量过度干涉，也留下了许多恶例。
金东俊这一代韩国人对将他从童年睡梦中惊醒的歌声印象不佳，对新村运动占用了他家的土地印象不佳，对新村运动中政府过度干涉和某些官员的滥用职权印象不佳。他认为，韩国的农业现代化，更多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分工，受益于韩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于新村运动却得益不多。
在韩国，争议已经渐渐平息。毕竟，30年过去了，随着1979年12月16日的一声枪响，朴正熙时代结束于一场暗杀，同时，新村运动也由此式微。朴振焕也承认，由于时代变迁，韩国农民对新村运动的需求，已经不再强烈。
韩国今天的农业问题，与多数发达国家无异。年轻人出走，农村只有老人生活。一部名为《只有老人生活的村落》的韩国纪录片，记载了一个村庄如何因年轻人消失而日趋空洞化。导演尹美贤告诉本刊记者，她担心再过10年，韩国的农村会因为老人们去世，最终荒废。
学校、医疗、房屋、道路、水利、电器，朴振焕孜孜追求韩国农村现代化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仅仅30年后，他想打造的现代化，要面对一个无人的农村。
世界潮流还是东亚经验
30年后，“新村运动”作为一个新鲜名词出现在中国。人均GDP1000美元、城乡差距、生活伦理缺失、城市化、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1970年代的韩国社会关键词，正是中国今天的现实，“新农村建设”作为中国选择的一条稳定社会和政治、实现和谐社会的路径，让人想起新村运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一些争议随之而来，也就不难理解了。
“新村运动”为什么会引起中国的注意？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中心副教授潘伟光，曾主持翻译了朴振焕著作，他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与迫切以及中韩交流的增加固然是原因，但政府主导的“新村运动”强调了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作用，这一点更对口味。
争议一开始围绕新村运动本身，焦点在如何评价新村运动在韩国农村现代化中的作用以及运动的利弊得失上。从1995年开始向国内介绍新村运动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水山认为，韩国靠新村运动解决了城乡差距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改善了农民的道德精神。政府虽扮演了决策、组织和监督实施的角色，但运动并不强迫农民参加，而是采取了民主讨论的方式。经济学者华生、党国英等人则认为，新村运动中极为有限的政府投资，几乎无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反而使农民负债增加；中央政府主导推进运动的方式，造成了违背农民意愿、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和农民依赖政府的心理。
而且，争议迅速转化到另一方面：新村运动有没有为东亚国家农业现代化提供新的经验？对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有无借鉴价值？
或许放宽历史的视野，可以更清楚地看清新村运动，也有助于理解今时今日中国争议的本质。
新村运动实施的年代，中国举国正在“农业学大寨”，日本实施了农村综合整治，台湾地区数十万官兵转业，开始实施农村基础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这些异曲同工的历史事件，正是以小农村社经济为基础的东亚国家和地区，谋求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轨迹。
在这段相似的历史中，相比较中国，日韩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除了搞农业生产投入，还着力于农民生活改善，而中国的“农业学大寨”，集中精力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则未提上议程。今天中国的“新农村建设”的“新”意，正是要在“农业生产投入”之外，补上改善农民生活这一课。
温铁军认为，基于东亚传统文化和小农村社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农业现代化历史，提供了有别于欧美传统的农业现代化经验和发展模式。
2006年以来，温铁军在中央电视台、第一财经等媒体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科年度论坛等场合多次演讲，要求反思以土地私有化和大规模城市化为前提的农村现代化路径。他根据自己在拉丁美洲和南亚地区的考察提出，土地私有会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他同时认为，大规模城市化不适合中国现实，理由有二：首先，城市需要高度的资源消耗，资源难以支撑70％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其次，中国就业压力居高不下，无法解决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他的结论是，中国应该避免尝试美国式“农场主加公司”的农村现代化模式，应该发掘东亚近邻的历史经验，走一条在东亚被证明是有效的“政府资助加综合农协”的道路：允许农民成立农协，向农业协会开放市场准入，免除农协企业的税收，同时放弃化学农业，恢复生态农业的传统和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等等。
温铁军没有将韩日两国的土地私有制度和高城市化率列入“东亚经验”，也没有明言如何才能将中国城市发展限制在一定的速度和容量之内。他认为，只要把农村搞好，理性的农民就会抛弃贫民窟而不再急于进城打工。
实际上，这一观点与诸多经济学者的思路背道而驰。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村人口，实现农村收入增加和城乡差距缩小，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不仅是世界潮流昭示的经济规律，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实现的不二途径。具体到韩国，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民生活等新村运动的目标，不是通过新村运动实现的，而是通过向城市转移人口的城市化过程实现的。
“真正值得中国研究学习的是，在韩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比中国还要紧张的国家，如何在急速城市化中安置了如此之多的人口，解决了他们的就业，而没有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华生说。
党国英也认为，土地私有制没有造成韩国农民流离失所，反而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率。同时，城市化减少了农村人口，提高了农村人口收入。因此，农民财产权、农民自由迁徙权和农民平等享受公共服务权利这三个权利的实现，实行更加积极的城市化政策，才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出路。
“缺乏产业基础的农村建设，仅仅是修房修路，是不可持续的”，魏蔚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房子和道路不可能一修再修，修好了怎么办呢？新村运动已经表明，没有产业支撑，运动就仅仅是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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