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实习记者陈琛/北京报道

　　艾滋病防治政策宣讲锁定领导干部

　　可以选择和制定公共政策的党政干部，大部分对艾滋病还存在误解

　　6月28日这天，中央党校的李女士一早就在远程教学放片室里忙碌。她当天的工作内容，是向2600多个省市的县级党校远程教育网络点，现场直播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艾滋病防治政策宣讲团宣讲活动正式启动。

　　“在我印象里，这样大规模的公共疾病政策宣讲还从未有过。”李女士说。应下级站点的强烈要求，两天后她又重播了一次。

　　“关于艾滋病知识，我们以前只组织过党政积极分子培训，但像这次作为一项任务、一个目标来落实，还是第一次。”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郝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艾滋病政策宣讲开了先例。”

　　宣讲团由中宣部、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卫生部、人口计生委、国务院法制办、共青团中央等八个部委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的20多名领导和专家组成，今年计划兵分三路分赴河北、安徽、河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甘肃、新疆9省（区）开展宣讲活动。

　　《艾滋病防治条例》要点，艾滋病基本知识与流行现状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进展及下一个五年防治的工作思路，都是宣讲的主要内容。

　　按照统一部署，国家级的宣讲只到省，各省负责对各地、市、县开展类似宣讲，逐级推进，科教文卫、财政、工商、公安、司法、民政、劳动保障、交通、计生等有关部门的人员都要接受宣讲教育。

　　这次宣讲的覆盖率有明确要求——落实《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中提出的目标，即到2007年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人90%以上接受过艾滋病防治政策和相关知识培训，国家和省级艾滋病防治政策宣讲团的宣讲覆盖90%以上的县（市）。

　　目标听众锁定领导干部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约65万人。

　　“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艾滋病疫情仍呈现低流行态势，但近年来艾滋病的流行呈快速上升趋势，局部地区疫情相当严重，已影响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逐步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现在正是抓紧宣传，采取措施的关键时期。”郝阳介绍说。

　　这次由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牵头、规模空前的艾滋病防治政策宣讲，目标听众就是地方的领导干部。

　　在2005年11月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吴仪副总理宣布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决定组织艾滋病防治宣讲团，面向广大干部宣讲艾滋病防治知识和政策。2

　　006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明确提出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和各省（区、市）要组织艾滋病防治政策宣讲团，在全国开展巡回演讲。

　　一本名为《预防控制艾滋病党政干部读本》的小册子成为宣讲的教材，其编委清一色是卫生部官员和艾滋病防治专家。

　　在读本序言里，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陇德写道：“鉴于一些党政干部对我国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社会上恐惧艾滋病、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在开展全民宣传教育的同时，首先要加强党政干部对《艾滋病防治条例》等法规、政策和防治知识的学习。”

　　“文件该发的都发了，正是发现文件不能完全被贯彻，我们才动了宣讲的念头。”郝阳很坦率。

　　“宣讲活动能用一些生动的数据和事例说明问题，这比单纯靠红头文件发动有关部门的形式好得多。下发文件，相关度小的部门，党政干部之间相互传达和讨论学习的可能性小一些。”新疆艾防办马处长告诉记者。

　　接到国艾办通知后，新疆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立即向各有关部门发传真或电报，要求自治区各地、州、市利用党校的远程教育网络，组织当地艾滋病防治委员会的领导干部集中收看。自治区艾滋病防治委员会4

　　4个部门的县处级干部773人在自治区党校远程教育网络会场观看，各地、州、市副科级以上的干部在各分会场收看。

　　在艾滋病感染率高、防治形势严峻的新疆，国艾办宣讲活动启动后的一个月内，自治区也将组织宣讲分团，分赴各地、州，对全疆副科级以上干部统一进行宣讲。

　　“首先把领导层发动起来，重点让大家知道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条例措施。”马处长说，这样深层次、大规模的宣讲活动在新疆艾滋病防治工作历史上尚属首次。

　　干部是防艾关键因素

　　在中国国情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政策性很强。专家称，党政领导干部既是防治艾滋病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对各级领导干部普及防治艾滋病相关政策，是目前防艾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次艾滋病防治政策宣讲，一方面意在普及艾滋病基本常识，让听者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积极预防的手段，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讲趋势、讲政策、讲法规，“只有领导干部了解了才能指导督促本地区本部门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郝阳说。

　　他告诉记者，尽管多年来卫生部门利用多种形式开展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国家领导人也一直很重视，制定政策且身体力行，但一些县级领导总觉得艾滋病离自己很遥远，没必要把它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大问题来对待。“很多干部思想中存在误区，忌讳有关话题，担心影响政府形象，妨碍招商引资。”

　　SARS过后，中央在艾滋病防治工作方面的政策越发强化和明朗，而地方官员的重视程度却远远落后于中央的步伐。艾滋病防治机制目前是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国务院下属的艾滋病防治委员会有30多个成员单位，包括发改委，公安部，教育部，财政部，甚至包括铁路、交通部门。

　　“在艾滋病防治这样一个需要多部门合作的领域，既需要有权威性、号召力和强制力的国家机器，也需要各部门领导干部密切合作，有一个制度化的协调机制。只有党政干部了解相关政策法规，对艾滋病防治工作有科学务实的态度，才能自觉重视防艾工作，积极履行本部门的义务。”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家网络负责人李教授特别强调。

　　“我们不仅要讲危害引起大家重视，还要讲艾滋病防治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建立和谐社会的影响，把防治政策和党政领导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郝阳介绍说。

　　教育不是万能，没有教育则万万不能

　　由中央党校靳薇教授主持的“决策者与艾滋病防治研讨”项目至今已进行了五年。

　　“政府是谁主导的？就是这些领导干部。”靳薇说。她告诉记者，这些可以选择和制定公共政策的党政干部，大部分还不了解艾滋病防治的基础知识，对艾滋病本身存在误解，更不用说了解国家的有关政策。

　　在她的研讨班上，许多官员对于国家1998年就出台的防治艾滋病中长期规划闻所未闻，也不知道国家的“五年行动计划”，对国家艾滋病的现状知之甚少。“他们是最有影响力的人，只有他们重视，一项工作才能有效开展起来，因此必须首先教育干部。”

　　在靳薇教授对领导干部艾滋病防治知识认知程度的调查结果中，记者注意到这样一组数据：对于蚊虫叮咬能否传染艾滋病，认为可能传染的占40.3%，不可能传染44.0%，不知道15.7%；对于共用卫生设施能否传染艾滋病，认为可能传染的占34.1%，不可能传染的占48.9%，不知道的有17.0%；是否只有吸毒等堕落人群才会感染，回答是的占63.3%，持否定意见的占35.4%；认为防艾与自己工作无关系的占32.4%，有关系的占62.7%，不知道的占4.9%；如果所在地发现艾滋病患者，采取暗中防治方法的占34.7%，公开讨论的占63.9%。

　　靳薇教授分析说，从这些统计结果明显可以看出，很多党政干部对艾滋病的认知存在盲点与偏差，主张限制艾滋病感染者的权利，甚至认为做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不光彩”，由此漠视艾滋病防治工作，相关决策迟滞。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教授则在论文中指出：“增加防治艾滋病知识的知晓度只能增强一些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降低因艾滋病而导致的恐慌，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歧视问题。艾滋病防治知识的获得并不必然导致‘不歧视’和‘关爱’。”

　　靳薇教授也有类似的看法：“指望听一场报告、参加一次讨论情况就发生根本变化，这是不现实的。”

　　“要想让党政干部真正消除对艾滋病相关问题的成见，单靠流行病学专家或公共卫生专家宣讲是不够的，最理想的方式还应该请社会学专家讲解这个疾病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危害和影响，以及领导干部据此进行政策选择的思路。”靳薇教授说。

　　她建议，如此声势浩大的宣讲活动是国家防艾工作进步的标识，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应该培养出一支过硬的讲师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