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之后
“我们都是没有任何救济，也没有父母可以依靠的人，怎么能说让下岗就下岗。”
1999年，李宝霞在一次下楼时意外摔断了尾椎骨，很长时间只能卧病在床。
2001年，还在家休养的李宝霞突然接到单位打来的电话，说单位改制中要精简人员。李宝霞知道自己下岗了，同一车间的另一个石家庄育红学校回来的同事也下岗了。
“一开始知道这个消息，确实有些接受不了。”李宝霞心里有点不平衡，“我们都是没有任何救济，也没有父母可以依靠的人，怎么能说让下岗就下岗。 ”
李宝霞刚从育红院回到唐山的时候，厂里很照顾她，想进哪个车间就进哪个车间。
但是，新领导对孤儿没有那种感情，李宝霞在和领导沟通的时候，他们答复她说，你们和其他人已经没有区别了，因为你们已经满18岁了，是成年人了，不再是孤儿了。
那半年多，她心情都很不好，不敢见人，别人问起“怎么没去上班呀”，也不想提“下岗”两个字。她更不想跟同学倾诉这些事，觉得很没面子，就整天一个人在家看电视、织毛活。
那时田甜正上初中，正需要用钱。李宝霞没有跟她说下岗的事，只说是单位放假。那段时间她的脾气变得很坏，老是大发脾气，或者就是默不作声，整个人显得很抑郁。田甜开始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刺激到了妈妈，只知道她开始经常生病，生病的时候她就给妈妈做饭做菜照顾她，因为也没什么人来看她。
而此时，田福利的所在单位粮食局也解散。他也下岗了。他在外和人跑运输时，又出了车祸。住院动手术又是一笔3万元的开销。李宝霞一时借不到钱，只好把房子卖了，卖了9万块。
当时夫妻俩想的是过几年再把房子买回来，结果后来房价涨得很厉害，“现在要把这个房子买回来已经要18万了，翻了一番，我们已经没这个经济能力了”。现在，李宝霞一家三口为这个原先属于自己的房子，每月还要花上600元的租金。
另一种希望
“不是因为她可以靠男朋友或丈夫，也不是因为她可以靠父母，是因为她可以自立，她能够养活自己”。
对女儿田甜，李宝霞寄托了另一种希望。她爱她，想给她更多的母爱，以补偿自己所缺失的母爱。另一方面，她有极强烈的要求，希望女儿能独立，成才。独立是李宝霞的生存环境所授予她的。
田甜在一年级时就挨了母亲的打。那次上半学期的期终考试，田甜一门98，一门94，考了全班倒数第8.“我希望她像我一样，能自己要强一点，别让别人看不起。”
李宝霞揍了孩子之后，自己也哭。她一般都打屁股、手心这些看不到的地方，但是打得狠，田甜每次挨完打都要带个小垫子到学校去铺在座位上，同学看到就笑话她。
在田甜眼里，妈妈是那样的特别，“打的时候真打，爱的时候真爱，不像别的家长要么就是打，要么就是溺爱。妈妈是个性情中人，总是用别的事来感动你，而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田甜从小就像妈妈一样自立。中考选学校，是她自己；决定考高中还是职高，是她自己；选什么学校，也是她自己。“我是有意识地培养她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自己选择自己要走的路。”李宝霞说。田甜后来选择了读职高，没有考大学，她不想给家里带来太大经济负担。
初中的暑假，田甜就开始出去打零工了。“都是自己把工作找好了才告诉我们，卖食品啊女孩子用的发卡啊什么的，我都很支持她。”李宝霞觉得女儿的性格很像她，她相信女儿未来会过得不错，“不是因为她可以靠男朋友或丈夫，也不是因为她可以靠父母，是因为她可以自立，她能够养活自己”。
李宝霞曾经跟女儿说过等她老了把她送到养老院去，和她那些同学在一起，她不想成为女儿的累赘。田甜说她决不会让妈妈离开她的。“妈妈害怕孤单。”
田甜曾很自豪地对她妈妈说，她上班以后，就会成为妈妈的希望。李宝霞心中虽然高兴，但她说，“孩子不是孤儿，是无法体会我们的内心的。她是不会知道我们内心的真正需求。”田甜只能成为她母亲的另一种希望。
从孤儿院到养老院
李宝霞的同学中有个护士，说等老了后她要开养老院，到时那些同学还住在一起，和小时候一样。
“过去我们都是自己过，现在我们也可以自己过。”
每次和丈夫碰到些口角的时候，李宝霞就会这样想，在几个同学的定期聚会上，她发现这些好姐妹也都是这样想的。他们似乎都想回到20多年前那自由的集体生活中去。“不过我肯定会带着我的女儿，她对我很重要。”
对于养老，她是不担心的，因为冶金矿山机械厂有她的养老金，李宝霞现在每个月在机械厂只能开100多块钱，在外面打零工可以赚六七百，加起来也就是七八百块钱。这对她来说也足够了。
李宝霞的同学中有个护士，说等老了后她要开养老院，到时那些同学还住在一起，和小时候一样。在所有的生活遭遇中，李宝霞发现自己想寻求的那种家庭的记忆是遥不可及的了。所以，想到同学的建议，她有些心动。
30年来，每年的春节、清明节、阳历七月二十八日和阴历十月一日（送寒衣日），李宝霞都会给父母、大姐烧纸，从不间断。“每年的这四个日子，也就是我最想念父母的日子。”尽管地震之后没有留下一张父母的照片，但是李宝霞一直清晰地记得他们的样子。
每次烧纸，田甜都会陪妈妈一起去。妈妈反复对她说，姥姥从小就是个性格很烈的人，而姥爷则老实本分。
她们一般是晚上10点到楼下的路口去烧纸。李宝霞只哭过一次，田甜说妈妈哭的时候是默默流泪，叮嘱姥姥、姥爷在那边要过得好一点。烧完纸，李宝霞默默地领着孩子，又回到了现实的生活中。
■自述
30年后，他们改口管我叫“妈”
那一天，孩子们进大门的时候食堂的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孩子们没一个吃的，哭着叫着要回家找妈妈，那看着叫一个心酸。
孩子们有的头砸伤了，有的胃膜砸伤了，还有出疹子发高烧的，还有急性肝炎的，状况都很不好。那时我心疼这些孩子，大白班结束了也不回家，晚上陪他们说话。有时一星期都难得回家一次。我的孩子有意见了，小儿子带着妹妹来找我了，说我怎么不管他们了。我对儿子说，你在家照顾妹妹照顾一个，妈妈在学校要照顾这么多人。孩子后来就没再来找过我。
1981年孩子们要回唐山的时候，班上的张淑娟不愿意回去，非说要给我做闺女。后来被我劝了回去。他们走后我就把1978年我们班的集体照放大了，弄个镜框挂在家里的墙上，想他们了就看一眼。
我今年66岁了，腿脚有点不方便了。今年想这些孩子也想得特别厉害。我就叫老二跟他们联系联系，想叫孩子领着我去唐山看看他们。老二跟张淑娟联系上了，张淑娟说要找时间来看我，我说你上班忙，别请假，我找时间来看看你们。
因为陈秀敏离张淑娟家很近，陈也知道了我的电话。她一打电话过来就叫我“妈”。她说“妈，我特别想您，去邢台找过您三回了都没见到您，……”然后就哭得说不下去了。
他们来的前一天晚上我一宿没睡着，一到早上，就让我儿子开着车带着相机去邢台宾馆了。他们中好多我都不认识了，但是我们班那几个都认得我，一下子都冲上来把我抱住了，大家哭成一片。这些孩子在学校的时候都叫我“阿姨”，现在全改口叫“妈”了，女孩子叫“妈”，男孩子叫“老妈”。儿子带去了一卷胶卷，不够拍，后来拍了两卷半。
自述人：邢台育红院保育员 于先梅 整理：本报记者吴珊
■调查
孤儿焦虑感远高于其他人群
1994年，开滦精神卫生中心神经症病区主任于振剑，在临床工作中不时发现一些因唐山地震而遗留的心理疾病患者，于是，1995-1996年，他和十几个伙伴开始了“唐山地震对人类身心健康远期影响”
为主题的系列研究。此前，国内的相关研究还是空白。
抽样调查涉及近2000人，包括了唐山大地震后丧偶再婚重组家庭的成员、地震后留下的孤儿，以及一些普通人群。调查中发现，这些人群在心理创伤后的应激障碍、一些神经症或者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明显高于正常人群。
“20年以后，有的仍然存在这种恐惧、担心，也有出现神经衰弱的症状或者神经症的症状。”于振剑说。
针对地震孤儿群体的心理状况，研究者还请来了57例唐山矿的地震孤儿，请他们填写调查问卷。于振剑回忆，回顾性研究让有些调查对象当场情绪失控，泪流满面。
研究人员艰难地劝慰之后，他们才答完了问卷。经过对焦虑、强迫、恐惧、抑郁、敌对、躯体症等90项症状自评量表的统计，发现这一群体的焦虑、抑郁指数高于正常人群，和亲人伤害率正相关，和社会支持程度负相关。
其中，女性的心理状况不如男性。这些负面的情绪反应包括，情绪稳定性差，创伤后应激障碍，重大创伤后的紧张、恐惧，对灾难情景的回避和控制不住的闯入式回忆，悲伤、忧愁等。“此外，失去父母后的自卑、封闭自我、缺乏社交，也降低了他们的社会自信心。”
于振剑接诊过一些地震孤儿咨询者。“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他们在恋爱和婚姻中有自卑情绪，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胆小怕事，女性则显得很柔弱。”
于振剑接诊过的一个地震孤儿，是个女性，喜欢上了一个大她20多岁的已婚男士，后来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情绪。“她的恋父情结很严重，和同龄人相比心理发育有些滞后。”针对这些心理特征，于振剑对她进行行为角色的调整，让她在心理上变成真正的成年人。
本报记者
吴珊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