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刚才你说了未知的。去唐山之前，你已知的东西是哪些？

　　柴静：我对于唐山大地震的一切认知几乎都来自于钱钢。我能想象，事后一定会有很多纪念——有仪式，有纪念馆，有电视片，但是我想，为什么当年还是小孩子的我，就只记得钱钢那本书里的那一个细节？可能就是因为那个细节里有人。

　　记者：如果你说人的故事最能打动人，人的故事在很多宣传片中也能看到——比如地震孤儿党育苗姐妹的故事——他们如何获救，今天如何过着平淡幸福的生活。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进入你的记忆呢？

　　柴静：那个小男孩的细节之所以触动我，是因为他承载了极大的痛苦和坚忍。而关于党育苗的描述，可能无法直抵我的内心深处。之所以不行，是因为我对她后来的幸福缺乏事先的了解。西藏有句话说，幸福是刀口甜蜜。唐山首先是个刀口，如果刀口本身的锋利和痛感你都感觉不到，后来的蜜汁你吮吸起来也会觉得毫无滋味。

　　采访时，有一件事很触动我，我问让香港记者特别难过的那对失去两个孩子的老夫妻：将来如果有纪念墙，你们会不会把孩子的名字刻上去？他们说，孩子又没对国家做什么贡献。我问，需要贡献才能刻上去吗？老夫妻说，他们只是孩子。

　　难道不是每个普通人都应该被纪念的吗？哪怕是痛失亲人者也会觉得，他们的孩子的生命没有必要……除了他们自己的哀恸之外，都没有必要被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陌生人所记住，这点当时让我很难受。

　　记者：你吃惊吗？

　　柴静：吃惊。因为我始终觉得纪念是人的本能。

　　一个唐山的老医生，我采访她的时候，她的小孙女在旁边玩。我问老医生，你会给她（小孙女）讲地震吗？她说，我从来不说，我希望她什么都不要记得。

　　为什么连唐山人自己都选择了遗忘？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30年，伤口还太紧，太疼，人家不愿意掀起。钱钢告诉我，当年刊登了他的报告文学的那一期《解放军文艺》很多唐山人买了，但是都不看。

　　记者：你认为唐山人不愿意提及往事仅仅是因为疼痛吗？还是他们的记忆已经被过滤过了，剩下的是一些离个体经验很遥远的东西？

　　柴静：至少我觉得，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人，不可能过滤掉那种记忆。唐山有个商业性的地震纪念墙，花钱就可以把名字刻在上头。没有多少人把名字刻在那上头。但每年7月28日，唐山人都在门口烧纸，满城的纸钱，这是中国人最古老的哀悼方式。

　　记者：你不觉得这是老百姓很聪明的做法吗？因为公共记忆或许是变形的记忆，那还不如就把我最真实的纪念保存在我的私人范围内。

　　柴静：我们有没有权力要求别人给我们一个公共记忆？我采访老医生的时候问她，你为什么不把地震告诉你的孙女，你不怕被遗忘吗？她反问我，你能记得住的东西有多少？你不知道的事情有多少？1962年大饥荒你知道吗？反右倾你知道吗？我就被问得愣在那了。

　　记者：也就是说你在叩问公共记忆的缺失时候，你是在叩问别人为什么不把个人记忆贡献出来？

　　柴静：我是在想为什么他们失去了这样一个机会。我问过他们，每年纪念碑前的纪念活动你们去不去？他们说，去的好像都是当年去首都送信的那几个人。他们并不认为这样的仪式代表他们自己。他们真正的痛苦和哀伤不能通过这种公共仪式得以表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当一个人在群体中找不到内心的呼应的时候，他当然就会退守回自己的生活里。这种退守意味着你只有自己来承担，这种代价太大了，以至于他们不愿意再将这种东西留给后代。

　　记者：公共空间的缺失，你仅从他们身上是找不到完整答案的，如果你要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你还需要问其他的人。

　　柴静：但这个问题，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能回答得了的，也不是某一个在职的官员需要去回答的。你还是要问你自己，我们这个民族如何对待历史？我们对唐山大地震的态度并不鲜见。

　　钱钢给我举了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年在征集唐山大地震纪念标的时候，曾经有过4个作品入围，现在使用的这个是第一名，但钱钢个人最喜欢的是第二名：一个很像废墟的东西，很多钢板悬挂在那里，就像一个破碎的、被毁灭的城市。但最终，它是不可能被选上的——这其实是一直以来，我们对死亡和灾难的一种态度。　　

　　记者：在你去唐山之前肯定得有一个“线路图”——去哪些地方，见哪些人，这张图是怎么样的？

　　柴静：前两天我们跟着钱钢走，他要拜访各种各样的人，要去电台，要去签售……完成这些“规定动作”之余，他去见了几个当年他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像姚翠芹，她并不是他书中的重点人物，但后来，她跟钱钢通了多年的信。这个人很有意思，她是典型的1980年代人——对文学很迷恋，她几乎把她整个的生命都花在记录她在1980年代的那些经历上头了。

　　她被钱钢写进书里之后，钱钢跟他周围所有的文学青年，都给她写信。她怕这些信腐烂，就把其中重要的部分剪下来贴在本子里，然后用手抄一遍所有的书信，这样，想看信的时候，就不会翻看原件了。

　　他们在信里认真地、严肃地讨论文学，讨论生活中每一件小事的意义。姚翠芹把那时候的经历写成了3本书，那几乎是她全部的精神世界。

　　她的第一本书，充满了那个年代不可避免的东西，她在塑造自己，也在塑造情节。比如她写地震之后，她哥哥看到她被压在木板下面动不了，却没救她，而是先去救别人。她疼得撕心裂肺，她哥哥却在救完3个外人之后才来救她……可是我在采访她的时候，发现这个细节并不真实，真实的情况是，她哥哥当时非常着急，和别人一起把她抬到担架上。我觉得，姚翠芹对待自己的态度有点像我们这些年对待历史的态度。

(责任编辑：王永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