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现在姚翠芹再回过头去看1976年、看自己在1980年代写下的文字，她是什么感觉？

　　柴静：他们没有简单否定过去。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可笑的东西曾经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是靠这些支撑着走过来的。那个6岁的小孩，没有麻药，医生要用刷子刷走他头皮里的沙土粒，他妈妈跟他说，你要向革命烈士学习。小男孩说行，然后他就念起了毛主席语录，一滴眼泪也没流。

　　还有那个神奇的王子兰，她被困地下八九天，一点也不害怕，只是拼命地给她新买的东风表上弦，怕表停了。她的精神支柱是：解放军会救我，毛主席会救我——这是一种很强大的信仰，这种信仰曾经支撑过整个唐山。

　　记者：现在唐山人回头去看他们当时的精神支柱，有没有“文革”之后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们那种幻灭感？

　　柴静：没有。我觉得唐山人接受这些就像接受四季改变一样。姚翠芹在给我看她过去摘录的东西时，是满怀珍惜的，每一个字都带着她的感情。姚翠芹后来实际上变成一个当地“名人”了，一有什么活动她就上去唱歌。我采访她之前，已经有无数人采访过她了。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完之后，她说：我接受了这么多采访，但我从来没这么谈过。

　　记者：你问了一些什么问题﹖

　　柴静：其实我并没有刻意地问什么，我一直在听。

　　记者：她就自动开口讲了一些她对其他记者不会讲的话？

　　柴静：我觉得作为记者你投射给对方的是你的一种反应，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和不感兴趣，对方一望可知。她跟我说她躺在地板上，天上下着雨，她渴极了，张开嘴，接雨水喝，然后她的手碰到一条特别麻木的大腿，她还以为是死人呢，她沿着那条腿往上摸，摸到的却是自己的身体，腿已经断了。然后她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已经破碎了，和唐山一样，我后来所做的不过是把我一点点捡回来然后拼凑在一块，跟唐山一样。

　　作为一个记者，我只需要听，投射出我本能的反应，她一直往下说，直到说到前一天，当地的电台安排一场他们和钱钢的见面会，大家拥抱，谈笑风生，坐了一会就散了。

　　地震之后，她高位截瘫，不能生孩子，但她怀孕之后决定当一次母亲——她说她要夺回地震从她身边夺走的一切——那小孩生下来了，但不到3个月就夭折了。孩子夭折后她3年没出门，把自己囚禁在家里。去电台那天，是她儿子夭折的周年，但她一点哀伤都没有。实际上，在公共场合，她已经被符号化了，代表抗震救灾、身残志坚的典型。而大家恰好忽略了她内心当中最深的痛苦，没有人去倾听，没有人对她的痛苦感兴趣。　　

　　记者：二三十年之后，再和钱钢谈唐山大地震，他会说什么呢？

　　柴静：他有一段话被我们放在节目的开头，大意是说，唐山大地震，总是在本该记起的时候被遗忘，而当它被提起时，又让人不堪记忆。它在我们的生活中若隐若现，出现的时候，总让我们觉得尴尬和错位。

　　记者：譬如今天，唐山又成了热门话题，它会让我们有哪些尴尬呢？

　　柴静：钱钢觉得，唐山大地震作为一个话题的复苏跟印尼海啸有关系。实际上是印尼大地震以后，很多记者采访完这个大地震，才想起唐山还有个大地震，再来找钱钢了解。

　　我和钱钢在采访时一直有个感觉：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好像钱钢在1980年代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任何超越。

　　钱钢在1980年代已经意识到文学的本质是人，灾难的本质就是灾难。过了20年，我们又重新回到这个轨迹上。换句话说，钱钢在1980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放到现在也并不奢侈——关于人在历史中的处境，我们用了那么多年去探究，却并没有往前挪动太多。今天，个人还是淹没在那么宏观的叙事当中，服务于一种集体意志。今天的纪念馆，2万多平方米的大馆，到处是抗震救灾的内容，而关于个人的其实还那么少。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像“9·11”或是广岛那样的记录个人名字的名册放在那。

　　记者：我给弟弟看《唐山大地震》，看完之后他问我：这写了什么呢，不过是把我们对灾难的想象具体化。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会说什么？

　　柴静：我在写第一篇博客的时候就有很多留言，有说得比这更直接，有人说，你有必要去做唐山大地震吗？国计民生那么多重要的事，你干吗做这个？我想，唐山大地震不只是一个历史事件，它背后所隐含的是我们想从历史中发现的一种价值观念，我们究竟有没有对我们国土上的一个具体生命给予足够的尊重和珍视，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价值体系？

　　我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我为什么对一些陌生人，和我没关系的，一些死掉的人感兴趣？其实他就是你自己，你对他不感兴趣，很多人也会对你的生命不感兴趣，生命就会因此受到践踏，还不被记住。

(责任编辑：王永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