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军人的“极度恐惧”

　　李汾元说，当时的唐山市委常委、武装部部长陈仁泉，一个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军人，用“极度恐惧”形容1976年7月29日的夜晚：“比战场还惨，战场很惨，也是一片片地死人，可那才多少人啊，七八百号人。打孟良崮，那才死多少人？唐山可不一样，马路上就没有隔十米八米没有尸体的。”

　　28日凌晨的那场大地震，陈仁泉没有亲历。他当时在石家庄学习，略有震感。听说地震在天津、塘沽一带，担心唐山有事，他立刻向会议组请假，并借了一辆车，带着同事们赶回唐山。那时连石家庄市委书记也不清楚，究竟哪里发生了地震。

　　车越往前走，他们的心越悬。本来半天能到的路程，他们走了一天一夜。道路毁坏越来越严重，司机不得不绕了几次弯路，还遭遇几次堵车。路上，他们看见大量军车与他们驶往同一方向，拉着解放军或救援物品。还有大量军车驶往他们的反方向，拉着尸体或者伤员。

　　快到唐山了，陈仁泉看到路边有十几个孩子，从婴儿到几岁的，有男有女，有的衣不蔽体，有的啥也没穿，一排死尸。他担心起自己的孩子，心揪了起来。他结婚晚，虽然他当时已50岁，但最小的儿子才七八岁。

　　车终于走到唐山火车站附近，陈仁泉下车往东一看，整个城市全平了。陈仁泉蹲了下来，哭了。“这个城市怎么办？”这个经历过战争生死的老军人，感到无助与茫然。

　　十几分钟后，擦干眼泪，陈仁泉继续往市中心的市委大院前进。但是道路毁坏、伤员满街，车根本无法前进。一起回来的同事们各奔各家。陈仁泉一路步行，花了两三个小时，才走到了市委、武装部大院。

　　大院门口停着一辆破公共汽车，上面挂着一块布，写着“抗震救灾指挥部”。车旁边的一个破席子里，卷的竟是他的结发妻子。所幸的是4个孩子还好，伤势不太严重。

　　在这个城市里，市委大院算是死亡率比较小的区域。这得益于他们住的是解放前遗留的德式建筑，结构比较坚固。院里住了50多人，被压埋的有20多个。而且地震之后大约1小时，附近的空军就到市委上空救援，所以市委领导无一人遇难。

　　根据《走遍中国》摄制组对当地地震局的采访，唐山当时是“不设防”的城市，建筑对地震没有任何防范，很多死亡是因为灰土呛死。唐山地委（按当时建制，市委管理市区，地委管理周边区县）的家属楼是解放后盖的新楼，伤亡相对惨重，地委领导的震亡率达到50％。

　　陈仁泉来不及安顿家小，只掀开席子，看了一眼亡妻。市里已安排他分管物资，其他一些市委领导则早已去唐山机场的总指挥部。陈仁泉到达时，市委大院里已经堆积了大量救援物资，用防雨布覆盖着。陈仁泉一方面按照“哪里人多，哪里急需，就往哪里发放”的原则发放物资；一方面迅速组织民兵，守护重要的企业、银行、商店等。

　　断电断水的城市一片死静，不时传来一阵哭嚎，撕心裂肺。忙碌了一天的陈仁泉摸索过死尸堆，去市委大院附近探望自己的老战友，打听伤亡情况。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枪响，陈仁泉的心哆嗦了一下。

　　那时候，第一要紧的是救命。重伤员要紧急转移。留下来的人，则要让他们活下去。甚至29日晚上的那一声枪响，他也没有去仔细追究。

　　不过陈仁泉第二天紧急收集所有民兵的枪支弹药，严加管理。那些参与哄抢国家物资的武装干部，后来也都受到了处分。根据他的回忆，唐山在地震之后四五天，各种秩序就基本良好了。物资分发在10天以后，也基本稳定。

　　政府逐渐开始计算唐山到底还有多少家底，根据陈仁泉的记忆，当时粗略估计唐山每年工业总产值有50亿元，在地震中直接损失40亿元，要重建则需要大概30亿元。

　　关于灾后重建问题，当时市委的争论比较大。一种意见是死尸这么多，清理不了，太伤心了，索性移到别的地方去。另一种意见是，那么多物资不好再调动，不如就地重建。

　　最后中央下达指示，决定两个方案同时进行。而后来的实际执行中，主要实现的还是废墟重建，《走遍中国》这次去采访了解到，丰润新城是最近10年才真正发展起来的。

　　地震20天后，陈仁泉开始负责清尸。地震之后，解放军运输出去一部分尸体。陈仁泉妻子的尸体也在震后第三天被运走，至今不知葬在何处。但是还有大量尸体被市民们就地浅埋。震后三四天，城市里已经弥漫着腐烂的味道。继续下去，更将成为传染病的隐患。

　　陈仁泉从全市各地组织了1万多民兵，用了大概10天时间，清理出1万多具尸体，全部挖坑深埋。然后在此基础上，搭建简易房，开始了重建工作。9月份，部分能源工厂已经恢复生产。

　　重新建设的唐山，参照日本经验，所有建筑都加了防震设计。所有房屋建设选址，都需要地震局审批。

(责任编辑：王永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