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我走红因为我人性

　　记者◎马戎戎

　　“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很好奇，你在“百家讲坛”上的讲课方式和你写《品人录》等作品的叙述方式，是经过特殊设计的么？

　　易中天:从1983年登上大学讲台我就是这种讲话方式，只是在小范围受欢迎，有的学生能背下我课堂上讲的话，我这方式经“央视”这强势媒体一放大，就显出效果了。面对电视机镜头的时候，其实不存在转换，因为就是我平时的授课方式。我的写作方式是经过调试的，口头表述是一贯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1978年考取武汉大学的研究生之前在新疆建设兵团，新疆的生活和1981年至今的大学教师生涯对你今天成为大众喜欢的学术明星起了什么作用？

　　易中天:其实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新疆建设兵团，而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让我们从理想、浪漫回到了现实。我开讲汉代风云人物的时候，我讲这些人物的观点是反对理想主义。要像鲁迅先生一样，不再盲目跟从传统的“瞒”和“骗”的方式，把人物神圣化。这也是我目前被人批判的原因，因为我没有用理想主义的眼光看世界。

　　具体说，新疆的生活让我知道了说什么，大学让我知道了怎么说。我在新疆时候，很多领导干部被打倒了，打倒后，就在连队跟我们一起劳动。我发现，原来高高在上，一本正经的人，被弄到最基层之后，和我们没什么两样。大人物，当他变成普通人时也一样。所以我觉得，人，不管是什么人，都是一样的，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多么被人推崇都是一样的。人性是不会变的，人性是永恒的。

　　三联生活周刊:永恒的人性，这是你现在说汉代风云人物、说三国的角度？

　　易中天:对。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不管什么东西，最后一定落实到人性上来。曹操是被人妖魔化的，我要把他还原成正常的人，诸葛亮是被神圣化的，我也要把他还原成正常人。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大学呢？

　　易中天:大学教师要做什么？传道授业，那必须要传得过去啊。如果你上课没有人听，目的就没办法达到。要讲课有人听非常简单，就是把自己看作是和他们一样的人，不要高高在上，卖弄别人听不懂的东西。而且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明了。一个事情说不清，那就是你没弄清。你自己都没有弄明白的东西，就不要讲给别人听，你自己都没有弄明白的东西讲给别人听，那叫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这是观众爱看你节目的根本原因？

　　易中天:其实我就是三要，三不要。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很多人说，他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也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的。

　　三联生活周刊:有很多人用“说书人”来形容你，觉得你的表达虽然好，但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学术观点？

　　易中天:“百家讲坛”不是学术论坛，很多人分不清楚这个关系，它不是一个你有了什么新的学术观念拿到这里来发表的地方。大众传媒，它面临的是大量非专业人士，不是给专家听的，专家来听这个干什么呢？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黄仁宇、李泽厚和吴思对你的观念的影响在哪里？

　　易中天:最早影响我的话语方式的就是李泽厚和黄仁宇，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我研究生时期读的。这两部书让我觉得，原来学问还可以这么做，原来学问就应该这么做。人文学科的著作没有任何道理写成木乃伊。它是鲜活有生命的。吴思的书我非常喜欢，他对中国历史有非常独特的发现。

　　“我大众，因为我对学术制度失望”

　　三联生活周刊:在旁人看来，你属于那种能“赶得上时代”的人，比如，80年代美学热的时候你在写美学著作;90年代文化热、城市热的时候，你在从事泛文化研究和城市研究。现在又成为“学术演讲明星”。

　　易中天:你说错了，我恰恰是步步跟不上的人。媒体和批评者这样讲，纯粹是胡说八道，好像我们都是投机分子。其实所有倒霉的事情都被我们赶上了。长身体的时候是三年困难时期，所以我们都要么瘦要么矮，正好是长知识的时候遇上山下乡。好容易读了个研究生，结果评职称要考外语了，分房子要交钱了，生孩子要计划了。什么叫做步步赶上？其实就是步步赶不上。

　　《艺术人类学》是我1989年写的，1989年是什么时候？那时谁会认为人类学是时髦的东西，厦大人类学是中国最早的人类学系，结果拆掉了，我当时写《艺术人类学》，完全是背时代而行。我那时就是想要做美学研究，但要弄清美和艺术的关系，必须要弄清美和艺术的起源，要弄清楚美和艺术的起源，就必须要弄清楚文化人类学。是这么一个学术思路过去的。并没有想到后来有什么城市大发展、城市热，只能说是莫名其妙天上掉了馅饼，完全都是偶然的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品人录》、《读城记》、《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与女人》这一套书在当时被命名为“随笔体学术著作”的出版，被很多人视为你向大众转型的转折点。当时有什么背景？

　　易中天:当时，美学热已经退潮了，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美学体系，但没有反应，让我对学术界非常失望。《艺术人类学》拿了奖，在学术界是受到好评的，但关注还是不够。可以说，我对学术界越来越失望。体制和风气都有问题。大部分人，真的不是做学问，而是用这个来赢得别的东西，我称呼为“学官”，就是学术界的官员。在学术上出成果，可以当一个评委啊，什么会长、理事啊。尤其是90年代中以后。制度有了问题，评职称、评博导，要数字化管理。你有多少课题，有国家级经费。我总结了16个字: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行政干预，等级观念。我觉得这套管理方式是毁灭学术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别的学者看来，你也曾经是这套学术制度的受益者。我记得你在武汉大学毕业留校不久就被任命为中文系副系主任，这和你在1988年就出版了《〈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论稿》一书有关系么？

　　易中天:你把因果关系搞错了。我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是因为当时刘道玉校长花了很大力气把我留下来，他让我做工作，我一定要做。其实这个事情让我的著作推迟了两年出版。当时，职称两年评一次，如果书是1986年出版的，我就能评上副教授，结果后来一直到1992年才评上。我怎么能是受益者？根本就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到1992年你彻底对学术制度失望了？

　　易中天:对。我的第一本“随笔体学术著作”就是《闲话中国人》，我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学术体制失望:真正的作品写得再好也没有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你所说的意义到底是指什么？

　　易中天:一个学说出来，总是希望有人关注吧，石头扔到水里还会响一声呢。我看到很多朋友，自己从工资里贴钱，省一点钱来出版自己的书，为了评职称，没有办法。一两万块钱出的书，除了送给几个朋友和同行之外，没有别人看。其实即使同行也不看。这种书我写它干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你还是希望学术能和现实联系起来，希望能经世致用？

　　易中天:我到厦门来，林兴宅老师跟我说了一段话，他在80年代是风靡一时的人物，他当时就跟我说，你做学术研究，一定要有结果。要么对现实有作用，要么对将来有作用。两个都没有，做他干什么？我觉得这个话很对。能不能影响将来的学术发展，我不清楚，那我就面对现实吧。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你的书对现实有作用，作用在哪里呢？

　　易中天:我一直说，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幸福，其中就包括当下正生活着的人的幸福。人文学科中，应当有一部分学者面对现实，为现实的人的幸福服务，我就给自己定位在这个地方。所以我第一本书就是《闲话中国人》。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现实作用指的是学术普及工作么？为什么“百家讲坛”这样的节目这么受欢迎？

　　易中天:其实我不喜欢普及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有居高临下的意味。我认为我的工作是在努力实现“三个对接”: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学者与大众的对接、学术与传媒的对接。学者在电视上开文史讲座大受欢迎，说明大众对了解历史文化知识有强烈的需求。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怎么看待余秋雨？你怎样界定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作用和位置？

　　易中天:这方面余秋雨先生是先行者。该不该走是一个问题，走得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但总要有人先走。当时我觉得一部分人走就行了，比如我。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选择“三国”，是因为你觉得这是和观众对接最快的作品么？

　　易中天:再次声明，我讲的是“三国”，不是《三国演义》。讲“三国”是电视台选择的，以曹操为重点是我的选择。对我，就像做医学研究的人，找到一个最典型的病案。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曹操是最典型的病案？你选择他是从什么角度？

　　易中天:曹操作为一个人很可爱，能说真话的时候就说真话，但是晚年却做了很多错事。至于我为什么选择他做我的重点。你们看到最后就能知道，我不能把我节目最后的东西告诉你。

　　三联生活周刊:那讲完“三国”后你还会接着讲什么呢？

　　易中天: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