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特勒是第一个裂变核武器背后的理论物理学家。当第一颗原子弹的大爆破消灭了一个太平洋小岛和岛上所有的生物之后，特勒先生给他的同事发了一封报喜电报：“是个男孩”。

　　在著名的洛斯阿拉莫斯核实验室，研制出的第一颗裂变原子弹常常被亲昵地称作“孩”———如果成功爆破就是小男孩，失败了则是小女孩。在广岛、长崎爆炸的原子弹，代号是“小男孩”和“胖家伙”；已准备好的第三颗原子弹，小名叫“大男孩”。

　　在《父权制、科学家与核武士》一文中，英国男物理学家布雷恩·伊利斯（BrianEaslea）揭发了核世界的话语秘密。这篇文章被收入《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和应用》（詹妮特·A.克莱妮编著，东方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中译本）。这位曾不由自主卷入火热的核世界的男物理学家，一直没有放弃保持适当的距离，反思自己那已被神化的学科，并最终对“核武士”的逻辑和话语，作出了女性主义的精辟分析———这本身就像一场话语的“核实验”。

　　这位亲身经历过“现代科学问题症状”的物理学家，在英国的乡村长大，小时候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鸟类观察家，然而，“人们告诉我，数学好的男孩要做科学家，千万别当什么鸟类观察家。”当上物理学家后，他对物理学卷入核武器竞赛日益感到厌倦和困惑，开始探索现代物理学方法与尚武世界之间的深刻联系，发现了“军事化的物理学”最终导致的男权化。在他的笔下，科学的硬－软图谱是这样排序的：物理－化学－生物学。越“硬”的学科越排斥女性参与。武士们的科学方法可以归结为：追求未被女性情感、直觉和主观欲求污染过的“硬”数据；科学家们的学术演讲、行话或戏语中，充满性爱、生育和父权隐喻，核研究经常被描述为一种由男性物理学家加诸“女性自然”的性侵入活动———这被他命名为“科学武士的性谎言”。

　　在文章结尾，这位可爱的物理学家呼吁，科学的目标应该是解开群星的秘密，“在一个真正的人类世界，科学的主要目的和结果，一定会增强生命的普遍快乐”。他用童年梦想中的“鸟类观察家”的声音，对被资本主义扩张所导致的核对峙的世界，发出了一声鸟叫。关于刺破寂静的鸟叫，最令人难忘的是托马斯·哈代《绿荫树下》的一段描写：“狄克没吭声，四周的寂静被附近传来的一只小鸟的哀叫打破，小鸟正被一头秃鹰杀死，这声哀叫穿透寂静，但没有融入寂静。”本质上是诗人的哈代，也如同一位“鸟类观察家”。

　　很遗憾，在中国现代科学家中，具有“鸟类观察家”气质的太罕见了，我似乎还从未看见一位科学家写出过像这样令人难忘的奇文（中国古代科学家大多有诗意和多种才华，张衡还写出过华美哀婉的《四愁》诗）。爱因斯坦式的哲思和诗意更难以指望。这不能全赖到“现代知识分工”头上。

　　科学家的个体生命和灵魂是否充沛，直接决定了他们是否能越出学科的边界，对科学与人类普遍的价值问题进行更浩瀚的沉思。相反，如果科学家的思考丝毫不能增加社会思想的维度，不能拓宽普通人对于世界的想象，无法令人瞬间享受到灵魂出窍的喜悦，那么，即使在国际上获奖的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再多，即使我们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从他们的科学成果中受益，有时也难免会感到，他们就像一些陌生的天体，离我们充满困惑的现实世界太遥远。我们偶尔可以瞥到他们散发出的微光———然而，他们的声音，很可能“融入寂静，但没有穿透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