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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都转型 巨型企业的颠簸重生
开滦煤矿曾与唐山一起毁灭，重建中屡创奇迹，时代力量逐渐让唐山摆脱对煤的依赖
■核心提示
今天，唐山地震30周年。30年前，一场灾难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也包括一座大型煤矿。
“先有开滦后有唐山”，有着128年历史的开滦煤矿曾是唐山的重要经济支柱，震后煤矿的停产和减产，直接影响到当年冬天北京的暖凉。
实际上，在这场灾难中，企业比城市受到地震的影响要小得多，一种巨大的推力促使唐山企业迅速发展，并创造了经济由“重建、振兴到快速发展”的“三步走”奇迹。
□本报记者 吴珊 唐山报道
开滦新风井的井架耸立着，离唐山中心区抗震纪念碑只有3公里。这是全国惟一一座竖立在城市中心的井架。
鲁云发退休前是开滦矿务局局长。他记得，60年代以前，每天早、午、晚上下班时间，开滦都要“响汽”，人们按“开滦响汽”来对表。
对于这座城市，开滦煤矿具有某种权威意义。唐山市发改委工业经济处处长胡世宁说，唐山因煤而生，缘煤而起。
然而大地震，让开滦和这座城市一同覆灭。
“震后最初，开滦的恢复建设要比这座城市快。”鲁云发说，10天就挖出10车“政治煤“，到1977年12月底就全面恢复了生产。
但好景不长。改革开放后，开滦开始陷入亏损。六七十年代一直占据唐山城市人口一半左右的开滦职工和家属，也由改革开放前的高收入阶层，逐渐落入唐山市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低收入人群。
如今的唐山，正逐渐摆脱对煤的依赖，唐山与开滦的关系也开始转变。这让鲁云发出感慨，“对于企业，时代的力量比自然的力量影响要大得多。”
开滦左右京津冷暖
1976年7月28日早上6点，鲁云发被人从废墟中救出。他的女儿在地震中去世了，自己的腿也受了点伤。
而在他的面前，新建的医院平了，里面的大楼全都塌了，电话线断了，电网破坏了，通讯很困难。
损失远不止此。唐山，这座被称为“中国煤都”的城市，其矿业遭受了大地震的重创。
唐山是我国的一个老工业重镇，在大地震前，唐山市的工业总产值占到全国的7%，其中又以开滦之煤为最。
可资佐证的是，改革开放以前，开滦工人的平均工资一直保持在唐山市各大企业的首位。
1970年，董泽民刚刚成为一名吕家坨矿的井下矿工。那时他每月的工资是80元，还有粮票和酒票。每月30-40元钱。
“60年代的困难时期，在周总理的过问下，开滦工人除了粮票和酒票，还领到了油票、肉票、烟票。”董泽民说。
鲁云发记得，开滦即使在“文革”期间一天也没有停产。那时矿上的流行语是：只要开滦一停产，上海南京路上的路灯就不亮了，钢铁企业就“断粮”了，北京人民过年就吃不上饺子了。
而这次地震中，开滦有6579名职工不幸遇难，2153名职工受重伤；矿区地面367.34万平方米的建筑物中，有80％遭严重破坏———整个矿区的建筑物几乎全部倒塌，供电、排水、通风、通讯、提升、运输系统全部中断。
当时请求的支援资金是10亿。按煤炭部不超计划重建的指示，局里的领导在党委会上定下了“三原政策”，就是在原地原样原规模重建开滦。
10车“政治煤”
崔连生们挖出的，不只是10车煤。
震后第十日，当劳动模范崔连生和几个工友从马家沟矿采一区推出了10车“抗震煤”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当时虽然有些地方过不去人，但工作面情况良好。”崔连生等当时冒着余震的危险再次下井，在巷道里扫出了10车煤。
当唐山地震的惨象通过电视画面传播出去，国外有种舆论说“开滦20年也恢复不了。
唐山要恢复，至少要一百年”。
政治上的开滦，对于唐山乃至国内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时各个矿区都把恢复生产当作第一要事来抓，我们扫出的这10车煤，在全开滦领了先，激励了其他矿区也抓紧时间恢复生产。”回想起30年前的那一幕，71岁的崔连生有些激动，“作为矿工，只要出了煤，就是重建家园的开始。”
这10车“政治煤”，对国际上的“开滦20年也没法恢复”的论断是个有力的回击。
赵各庄矿也在第15天出了煤，并恢复生产。
到1977年3月1日，除震前刚试生产的荆各庄矿外，所有矿井全部恢复生产。
举国上下助开滦复工
除政治外，经济上的开滦更为真实，某种程度上，这里的煤为北京上海提供能量。
开滦时产煤6万至7万吨，每日供上海的2万吨煤主要是由开滦发运的。这一停产，全国各省市尤其是天津、北京、上海及鞍钢的存煤连连告急，“就连朝鲜也不断地打电话要煤。”原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袁宝华说。
复兴开滦迫在眉睫，但困难也接踵而至。资料显示，地震破坏了开滦至少37863台设备。远非唐山一市、河北一省可以承担。
资料记载，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那天，谷牧副总理见到袁宝华也说：“开滦排水、恢复生产要加快。开滦停产，对全国的影响太大了。”
据鲁云发回忆，“当时国家对开滦的扶持，比对唐山市力度大多了，要啥给啥。”
为了加快开滦的恢复建设工作，国务院研究决定，专门成立由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等十数个部委的“国务院恢复开滦生产会战领导小组”。
会战领导小组组长由袁宝华担任。
1977年元月下旬，国家计委调集了全国17个省、市的85个厂家落实开滦的承修任务，可谓“举国上下助开滦复工”，光参加这次设备抢修会战的就超过5万人。
1977年3月初，建筑材料短缺等问题，都由各部委直接帮助解决。
这年年底，开滦所有矿井恢复了生产，且产量恢复到了震前水平。
“死城之险”
地震后的第10年，时任开滦煤矿局长的徐冀显得很无奈。其时，恢复生产后的1986年，开滦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亏损。
此后亏损连年增加，到1990年亏损额达到2.97亿元，累计亏损额近15亿元，成为行业亏损的首户。
到1984、1985年，开滦进入第一次亏损的前两年，统计局的调查已经显示开滦工人平均工资排在全市11家大企业中的最末位。“那时我已经到井上工作了，每月工资100多块钱，井下工人也就是200多块钱。”董泽民说。
此时的开滦流动资金极度紧张，经济运行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徐冀在全局的办公会上痛心疾首，“假如开滦破了产，唐山将成为半座死城。”
徐冀说，改革开放后的1985-1990六年总承包期间，开滦困难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企业内部来讲，一是矿井老化，长期高强度开采，迫使矿井加速衰老。
抢掘政治煤的后遗症也开始在10年后出现。矿区遭到大地震毁灭性的破坏，此后，急于追求第二年达到震前翻番水平，影响了5万米的开拓进尺。
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开滦这样的大型统配煤矿，基本保持着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煤由国家统一分配，价格由国家统一制定，每年的合同兑现率要确保95%以上，而企业生产所需物资并没有保证，煤炭价格严重偏离其价值。
由此困境始，开滦逐渐被推向了市场，从计划转向了市场。1994年，开滦提前两年实现了扭亏为盈，结束了长达8年的亏损历史，唐山因此安度“死城之险”。
跨过改革深水区
接近21世纪的前两年，报纸上生动地记录了一种说法：矿区的菜农说，矿区不开工，菜都卖不出去了。储蓄所柜员说，银行活期存款都取光了，就剩定期的了。矿区指的恰是开滦矿。
1995年，矿上开始出现开着拖拉机到集市上去卖煤的景象，这被认为是开滦的几个矿山全部走向市场后的标志行为。
此前，国家逐步全面放开了煤价，取消了补贴。
1997年底1998年初，用煤企业的欠款收不回来，数额高达13亿，且欠款的都是国有大型企业。与此同时，开滦积压了150多万吨煤发不出去，原材料买不进来。
煤价上也一年不如一年，企业负担越来越重，工人工资开不起，税收特别紧张。
开滦迎来又一次大的危机。
1999年，开滦主抓经营的副局长是杨中。他找到唐山市国税局的局长，询问开滦的国税能不能缓交。
此举影响颇大。国家税务局得知开滦交不上税后，专门派出调查组来到唐山，找国税局长了解情况。国税部门提出，开滦不能一边给工人开着工资，一边欠国家的税。
“这样一边还要保证出煤，一边还要考虑降薪之后矿区的稳定，我就向市委市政府写了报告。”杨忠说。
该建议旋即得到唐山重视。“开滦不能垮、不能乱”，“解决开滦的问题，就是解决唐山市的问题。”唐山市的领导专门召开现场办公会。
1999年12月8日，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开滦从此走上了现代企业之路。
由黑而蓝的产业转型
特别是震后30年来，唐山市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
2002年之后，开滦的经营状况明显好转，渐成市场龙头。然而，在2004年唐山市新一轮的总体规划中，针对资源枯竭问题，开滦如何转型，成为唐山面临的艰巨任务。
杨中不得不考虑开滦的现有煤层所面临的状况，“维持现有规模还有15-20年，距离关闭还有五六十年，如果能开掘到1200-1500米，就还可以再采100年。”
因此，他为开滦的未来发展设计了这样一张蓝图：一是对外扩张，占有资源，现在开滦在张家口、新疆伊犁、内蒙古鄂尔多斯都开发了自己的新煤田；二是创新产业，如开发历史遗迹、煤电一体化等；三是“四跨经营”（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经营）。
“唐山的水泥、钢铁、铁路、发电等工业都需要煤做燃料，所以开滦在唐山市所起的稳定的砝码作用日重。”杨中说。
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开滦在唐山的几个国有大企业中的经济指数也开始不断下滑。如今唐山市上交利税的大户，排在第一位的是唐钢，其次才是开滦；从资产保有量来看，唐山发电厂第一，开滦第二。
唐山逐渐从过去以煤炭为基础的产业结构，转变为煤、钢、电、陶等多元化产业结构，并积极推进重型制造、化工等企业发展。
在唐山市委、市政府“用蓝色思路来改变煤都历史”的发展思路下，开滦正改变着它的角色。
唐山的经济变化体现为：向港口推进，开发海洋工业，实现环境容量的扩张。由煤都时代的黑色，向海洋经济时代的蓝色转换。
■访谈
唐山已从“煤都”走向“钢都”
该市国资委主任称唐山已由资源开发型城市转变为资源加工制造型城市
●访谈人唐山市国资委主任 郭有利（原唐山市经贸委主任）
记者：开滦在唐山几个大的国有工业企业中的位置，30年前如何，现在又怎样，有什么样的变化轨迹？
郭有利：“文化大革命”之前，煤炭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东三省、河北和山东。开滦煤矿年产量那时就达到了2000万吨，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
唐山在改革开放前是以煤、钢、电为三大支柱产业的工业格局，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煤炭企业在唐山工业格局中的地位开始下降，精品钢材、优质建材、基础能源、机械工业和重化工逐渐成为唐山的五大经济支柱。现在的唐山，已经由一个资源开发型的重工业城市，转变为一个以钢铁制造为支柱的资源加工制造型的重工业城市。
过去是煤、钢、电，现在是钢、电、煤。唐山市每年2000多个亿的GDP，50%左右的税收都由钢铁贡献；全国40个亿年产量，1/10以上由唐山的钢铁公司生产，应该是名副其实的“钢都”，而不是“煤都”了。
记者：唐山在京津唐经济圈中处于什么位置？
郭有利：京津唐三个城市的工业是互补的，北京主要是电子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天津是医药制造、食品深加工、汽车制造等主导的轻工业和出口加工业，唐山是钢铁制造等主导的重化工业，首钢因此也搬到了唐山。
但是唐山的发展，不像北京和天津，它明显地受到城市行政区划的影响。北京和天津都是直辖市，而唐山却是河北省辖市，不能像前者那样并入环渤海圈发展，也没有京津唐总体规划，容易造成资源分配的浪费。
唐山现在正在大力开发的城南渤海湾西岸的曹妃甸深水大港，投入使用后可以停靠30万吨级的轮船，码头海岸线就有30多公里，而天津目前还没有深水大港，停靠5万吨的轮船都不是那么容易，秦皇岛的码头岸线也只有10公里。
但是这么重要的河北省1号工程，却也只是省级工程，而省级工程往往没有大的财团投入，建设时，也仅仅是个港口，不是滨海新区。京津唐经济圈的发展，显得比长三角和珠三角要滞后。东三角港口的开放主要是利用港澳台和华侨的投资，浦东主要是利用外资；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港口开发主要是利用内资，内资的特点是实在、风险小。
记者：作为一个资源型城市，唐山长期以来存在着“轻工业过轻、重工业过重”的弊病，它对城市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郭有利：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问题不好调整，唐山的轻工业是近几年才开始有较大发展，陶瓷、造纸、地毯制造、服装加工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并不重要，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快，运输之后直接进入流通市场，并不会出现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那些问题。
本报记者 吴珊
建曹妃甸相当于再建一个唐山
作为唐山“一号工程”，港区建设是唐山转变经济模式的一个尝试
●访谈人唐山市发改委工业经济处处长 胡世宁
记者：在地震前，唐山市的产业布局存在哪些问题？
胡世宁：震前，唐山市的工业是在城市聚集区，即城市中心，沿着交通干线两侧，在资源地的附近进行布局。通过近百年发展，这种布局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比如说，在城市中心区的布局，工业比较紧、集中，就容易造成交通不畅，而企业过分集中，对环境的保护也不利。而且，从工业整体的发展来看，就没有发展空间了。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改革开放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已经强烈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
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唐山市委、市政府提出“用蓝色思路来改变煤都历史”，提出用要对生产力进行优化调整，特别是重化工业布局要向沿海推进，为什么呢？一是沿海地区，空间广阔，有大片的滩涂，工业布局可以不占耕地，二是环境空间容量比较大，比较好解决环境问题。最根本的一条是，我们充分认识到，将来产业的发展，必须依托海路运输，唐山作为一个沿海城市，海岸线又有这么好的建港资源，因此我们提出来要向沿海发展，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们就不遗余力地推行政策，十几年的发展，初步达到目的。
记者：作为资源型城市，总有资源枯竭的一天，有危机感吗？
胡世宁：我们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开始加快利用国外资源的步伐，包括修建矿石码头，整体思路是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另外是提高资源利用率。最主要是从产业结构方面不断调整。调整成为由过分依赖资源，向提高产品附加值、产业转型来发展。
记者：目前，曹妃甸港区的建设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胡世宁：您也知道，黄菊副总理称曹妃甸是国宝之地，建港条件十分优越，临港发展工业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地质条件。首钢搬迁，规划了循环经济的工业园区，成为国家第一批试点园区，主要围绕钢铁产业链之间进行循环经济的项目布置、石油化工、电力、海水淡化、盐化工的发展进行循环经济的运作。
钢铁厂将在8月初举行正式的开工仪式，2008年投产。一期的产量与唐钢持平，二期肯定超过唐钢。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曹妃甸是唐山市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尝试？
胡世宁：是的，一种集中体现。经过两年五年规划的建设，这里的经济总量能够达到目前的唐山地区的工业经济总量相当，张和书记说，曹妃甸的建设相当于再建一个唐山。是全市工作的重中之重，举全市之力，是头号兴市工程。
本报记者 郭晓军
■故事
被埋井下15天神奇生还
15天和30年过去了。
大地震时，被埋在矿井中15天、后来神奇生还的5位矿工，现在只剩下李宝兴、王文友两人了。
30年前那15天的经历，留给两人，除了胃病、瘆痛的腿上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秋裤外，还有这段一辈子都抛不开的记忆：大地在瞬间把5人推倒。几根立柱咔嚓折断。电灯熄灭，巷道陷入黑暗，作业面的煤块往下倾泻。
十几分钟之后，四周一片死寂。5个人推开身上的杂物站起，一片茫然。
镇定下来之后，老班长陈树海依据经验，没有向上走。他估计越往上塌得越凶，往下，可到达二中运输巷道，也许可以出去。
5个人开始自救。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6点，硬是用矿工帽挖通了8米立槽。但下去一看，运输巷也堵上了。
不知所措之际，下午6点40分的余震又让5人陷入绝望：掏了一天的立槽又被塌陷的煤块堵死。而灯也只剩下了3盏！
饥渴、劳累、恐惧和绝望纠缠着所有人。
最后还是陈树海先振作起来。他指挥大家用大锨掏煤，试图再次打通向上的“立槽”。
19个小时，挖了7米多，立槽终于打通！他们来到一条废弃的运输巷。这期间5个人第一次用手捧着喝自己的尿喝。
在此后的50个小时里，又有16米长的通道被挖通。但是，到7月30日的清晨，最后的一盏矿灯也已耗尽。“我当时还看了下表，”
李宝兴回忆道，“4点半的样子。”
没有光明和时间的巷道里，他们手拉手，通过煤眼儿上到九道巷。然后到了工具房，在这里摸到电话机，使劲地摇，却没声响。
九巷道。八巷道。800米的台阶。
实在累得走不动、冷得全身发抖的时候，5个人就抱在一起相互取暖、鼓励。
李宝兴今天还清楚地记得，44岁的老毛当时像父亲一样抱着他。直到2005年12月1日，当毛东俭因为肺癌辞世之前，仍然和李宝兴手拉着手。
实习生 杨继斌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