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又名红薯、甘薯、山芋，俗名地瓜，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重要粮食作物，功同五谷。从“番”字即可知，它原本是海外“番”地的物产，后来才饱了国人的口福。那么，它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呢？

　　番薯原本产于美洲。16世纪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侵占美洲和吕宋（今菲律宾）后，番薯便被传播到吕宋。当时，南洋、吕宋一带已有许多中国人侨居谋生。据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多年在吕宋从事贸易的福建长乐籍华侨陈振龙见彼地“朱薯被野，生熟可茹”，便想将薯种引进国内，以济民食，但西班牙当局却禁止此物种外传。无奈，陈振龙只好设法私下购买几英尺薯藤，并向当地人学得栽种方法，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偷偷“截取其蔓尺许，挟小盖中”，携子陈经纶回到福州。

　　回国后，陈经纶生怕番薯不适应在当地生长，便先在“本屋后纱帽池边隙地试栽”，结果一举成功。他将收获的番薯呈献给福建巡抚金学曾，并上书“敬陈种薯之利益”，建议官府推广种植。金学曾是一个有头脑的官僚。他最初并不盲目相信，随“即觅地试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才决定在全省推广。适逢福建大旱，为备荒计，金学曾特地敦聘陈经纶为“门下士”协助推广番薯，饬令所属各县如法授种，还刊印《海外新传七则》教导农民掌握种植要领。当年，闽省各地即告番薯大丰收，灾民由此渡过了荒年。自此之后，番薯便在福建大范围地安家落户，开花结果。福建人民有感于金学曾推广番薯之德，复称番薯为金薯。后人为纪陈振龙引薯之功，还特地在福州乌山立了一座“先薯祠”，诵诗曰：“种薯功与课农兼，闽海家家乐利沾。三百年来修缺典，名山祠宇瓣香沾。”

　　尤值一表的是，陈振龙、陈经纶引种番薯有功，其后人推广番薯亦卓有建树。清朝康熙年间，陈经纶之五世孙陈以柱由海路北上浙东鄞县（即宁波）经商，把番薯由福建传播到了浙江；乾隆年间，在胶州古镇经商的陈以柱之子陈世元，把番薯传播到了山东；稍后，陈世元父子又将番薯辗转传播到河南朱仙镇、北京通州等地，使这一耐旱、耐瘠、高产的粮食作物在北方也扎下了根。陈世元还著有《金薯传习录》一书，详细介绍番薯引种、推广经过及栽培、繁殖方法，使番薯终在国内20余省遍植开来；而他也因“教种有效”，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年逾八旬之身被“赏给举人职衔，用示奖励”。

　　粗晓中国戏剧文化的人，都能流利地背诵出这么一句台词：“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台词出自戏剧《徐九经升官记》或《七品芝麻官》，说的是明朝一个正直小吏与严嵩势力斗争的为官故事。该戏将故事背景定格在嘉靖年间，比红薯引进的年代早了至少好几十年，与历史的实际不符。但无论如何，它还是反映了明末以来番薯在中国广为种植的真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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