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印度各大媒体24日报道，7月21日下午，一名5岁印度男童普林斯不幸落入村头一口18米深的枯井。工兵利用距离枯井3米的另一口井为救援井道，通过小个儿工兵纵向横向挖掘进行援救。7月23日，历经50多个小时的“生死大营救”后，普林斯在他6岁生日这天获救。（7月25日《青年报》）

　　前几天，深圳也发生一起幼童坠井事故：7月18日，观澜街道发生一起两岁半幼儿不慎落入30米荒井，公安、消防、120急救中心及街道办共出动约200人，并采用挖掘机等大型机械实施紧急营救，甚至不惜铲除了妨碍救援作业的民房，抢救23个小时终于抱出孩子时，幼小的生命已经殒去。（7月20日《晶报》）

　　同样是废井遗祸，同样是全力救援，但结果迥然而异：被困50个小时的孩子获救，被困23个小时的孩子殒命。也许两者在客观条件与具体情况上有所差别，如孩子年龄、身体状况、受伤程度、井的深浅等，不能将两起事件简单比较，得出什么结论。但是，有一种影响营救效果的异常状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印度救援男孩时，电视台将孩子在井下无助哭泣的场面向全国转播，连续2~3天人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救援男孩的实况转播，包括印度总理在内全国人民都为他的命运祈祷。而在营救观澜幼童时，记者屡次遭遇暴力阻挠采访的行为，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蓝某怒气冲冲地指挥一些本来做营救工作的人员“清理记者出现场”，电视台记者被架出现场，特区报记者相机被损坏，甚至有警察扬言要将某记者带到派出所去。蓝某说“要采访，先给市长打电话”。事后却说这么做是“保护记者人身安全”，“避免记者影响营救”……

　　同样是营救行动，为何印度媒体能适时播报营救情况，而我们的媒体却采访报道受阻？显然不是新闻报道规章制度方面的原因，而是官员行政意识上的问题。发生废弃枯井遗祸，哪个国家都会追究当地官员的责任。正为此，官员的官德与人格产生了分裂：有人以孩子生命为重，满足记者采访权、公众知情权，集思广益营救生命，个人责任放在其次；有人以自己的官位为重，害怕曝光、拒绝记者、隔绝关注，力图把事情捂住盖住，逃避责任追究成了第一要务。因此，国外救人常见现场直播，而我们几乎没有这样的报道。倒不是技术条件不够，而是画面和声音被一种无形势力隔膜、屏蔽着。

　　救援的场面很揪心、很伤人，公众并非偏好那触目惊心的场景，而是出于对生命的人道关注。更重要的，公开救援现场，是一个运用群体智慧救人的过程。

　　不要以为只有专业部门才有救人良策。印度当地电视台记者将一个闭路电视摄像机降到了井下，将井下画面传上来，通过摄像头的准确定位，救援人员及时掌握着孩子的生理和心理状态，随时调整救援方案。

　　深圳幼童营救行动现场人员采取几种方案，事后网友读了文字报道后却称“感觉一点不专业，和拆违建的民工没两样”；还有网友提供办法称“只需半个小时就可救起”；还有网友说最初用特制铁管钩孩子是个办法，只要带上胃镜式的光电头应可奏效……很可惜，这些值得考虑的办法无法传递到现场付诸实践，事后也没有影像资料比照论证其可行性，为今后同类事件的处理提供方法借鉴。

　　没有任何事实证明，在营救遇险者方面，官员比百姓更有智慧。官员因此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媒体作现场营救报道，拯救生命的关键时刻媒体不能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