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耳目之间灌满了“易中天”三个字。

　　以每周两讲的频率在央视“百家讲坛”品了半年“三国”，据说已与“超女”一样有了叫作“意粉”或“乙醚”的忠实听众。随后，一家出版社以首印55万册、版税14％的“超级高价”在拍卖中抢下其图书出版权，轰动一时。眼下，这本《品三国》（上）上市，其他数本旧作也隆重重出，易中天成了媒体们追逐的焦点，专栏、访谈、演讲，活动多多，“口水仗”也不少。

　　忽然觉得有趣。已有媒体将易中天与余秋雨并称为人文学者中的“学术明星”。但恐怕余秋雨先生未必愿意接受这样的并称。一则，余秋雨的成名，是先在文艺美学的学术领域，后在《文化苦旅》，至于上电视开讲和充任评委，已是名扬天下之后繁忙日程表中的一小项而已；二则，自走出书斋较多介入“大文化”乃至具体文化建设活动以来，凡10余年，余秋雨先生几乎是一面频频“出镜”一面不时挨骂，其“旅”也乐，心情却难免挟“苦”带涩，哪里比得上前者的一举走红？学术圈里偶然有人嘟哝了两句，批评“易品三国”的不学术或庸俗化，也被“意粉”和媒体高调回击，一言以蔽之曰：“酸葡萄心理。”闻者，当即掩面闭嘴。最近的一次，看见某家电视专访，记者追问其校方、同事对他忙于上电视、出书的看法以及是否会影响其作为教授、博导的工作时，易中天先生就敢于说：我和学校没有任何关系，上好课就乘车回家。博导么，反正也快退休了……其成功者的桀骜和理直气壮，远胜于愤愤“封笔”的余秋雨。

　　从余秋雨到易中天，其实正好是近10多年间，随着电视和网络媒体的渐显强势，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与整个社会价值观念上，从“媚雅”即追求精英文化，逐渐走向了“媚俗”即张扬草根需求、顺从大众品位的过程。

　　“媚俗”之说，出自小说家昆德拉。10多年前，一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小说名字译得半通不通，没人敢挑毛病，还成了有文化、有思想的符号，因为整个社会都在追求着思想的深度和锐利。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躲进小楼成一统”、象牙塔里钻学问的传统，有教授投身受众极大的电视媒体，从事文化普及，做说书人，是应予鼓励的好事。然而，眼下大众文化泛娱乐化大行其道，以及媒体业出于功利之心大肆爆炒的做法，都令易中天之类面临着极大的危机与挑战：倚靠着学术背景的历史，毕竟不是电视剧，“卖点”与噱头有限，更不宜将“正说”与“戏说”混搭。对大众趣味的顺应，如何不落入庸俗化的窠臼，是对学者功底的考验。然而，除非少数大家，以绝大多数人的学术和人格积淀，谁经得起这般爆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