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传统文化名人中，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比钟情于诗词歌赋者要少得多。甘吃苦头、耗尽精力编纂科学书籍的人不说是凤毛麟角，也是十不足一，因此英国学者李约瑟把《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

　　16世纪的阿格里科拉集20年之功写成《论冶金》，被誉为矿物学之父；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旨在“改变一般人的思维方式”，超越了工具书的范畴。李约瑟用这两个辉煌的名字比拟宋应星，意味深长。

　　一个只有自然科学发达的社会是不完全的。同理，一个只有皓首穷经吟诗作赋之人的社会，也算不得和谐与完美。如何使它们均衡发展呢？社会的提倡是一个方面，使那些投身研究的人获得社会的尊重和实利则是另一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方面。

　　昔者，唐太宗在金殿端门看到新进士鱼贯而出的盛况，喜上眉梢“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李世民的自信，很大程度来源于对人性的把握和对科举巨大诱惑力的肯定。科举出身的文官辅佐皇帝进行统治，而研究自然科学者不具有稳固皇家统治的现实作用，因此中国历史上少有皇帝颁旨表彰某个自然科学家的庄严场景。

　　1637年(崇祯十年)，51岁的宋应星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天工开物》，第一次从专门科学技术角度，把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领域中的技术知识放在一起予以研究。《天工开物》计有《乃粒》、《乃服》、《陶埏》、《冶铸》、《舟车》、《杀青》、《五金》、《佳兵》、《丹青》、《珠玉》等共ｌ8卷，堪称技术百科全书。出版后很快刊行第二版，清初官修的《古今图书集成》就有很多地方取自《天工开物》。ｌ7世纪末，《天工开物》传入日本，成为江户时代日本各界广为重视的读物，刺激了“开物之学”的兴起。

　　但看样子这本书并没给宋应星带来经济利益。未付梓之时，宋应星对书的考证已不太满意，但却很无奈：“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岂有当哉”刻印也依靠友人涂伯聚的帮助。刊刻以后经济状况又如何呢？现有研究资料提及这一点的很少。或许古人视言利为末道，不值一提。可对政治得失则绝不会缄口不语。顺治《亳州志》卷九《职官志》知州项下记载：“宋应星，江西举人。视知亳州，值兵变之后，官署悉被寇毁。公捐橐更新，招集流亡。又买城南薛家阁，将建立书院于其所，惜志未就而去亳。”在当时，研究自然科学的人都是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对利益毫无奢望。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序言中表示，书的出版与仕途没有任何关系，话语中虽有沉痛之气，却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客观写照。

　　研究学问不应以私利为马首，作为研究者自然应该坚持这一点。但从政府的角度讲，给研究者必要的回报，研究才会成为一种风气。一个民族缺乏研究的动力，并不是这个民族的素质有问题，而是社会的价值取向所致。科举能在中国延续1300年，与它对社会稳定做出的贡献有关，也和它给应试者个人带来的益处分不开。假如自然科学的研究者们也能受此礼遇，中国的历史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