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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污血事件”受害者获赔10亿加元
“我不再认为我是被遗忘的人。”当听到加拿大政府新的赔偿决定后，丙肝患者基斯·贝里表示非常欣慰：“现在看起来有些难以置信，因为我们为此争取了很久。”
当地时间25日，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宣布，政府将向上世纪70到90年代“污血事件”中因输血而感染丙型肝炎的一批人赔偿10亿加元（折合8.8亿美元）。
总理坚持亲自宣读赔偿决定
宣布新的赔偿决定时，总理哈珀说：“所有的人都应当得到公平的赔偿，因为所有的受害者都忍受过痛苦，我们的政党一直同意这种做法，现在政府将其付诸实施。 ”
此次赔偿的对象包括5500名因输血感染丙肝或艾滋病毒的人，个人的赔偿原则也将和1986年至1990年受害者的赔偿一致。政府将根据受害者的病情、收入损失和医疗费用决定赔偿数额，每个人的赔偿范围在1千到30万加元之间，赔偿金一次付清。
哈珀还表示，这一决定为更加具体的最后赔偿方案奠定基础。在得到加拿大四个省的法院批准后，还将实行审查，确保赔偿金按时下发。赔偿的声明原本由加拿大卫生部长在本月6日公布，但哈珀总理希望亲自宣读这个决定，因此才根据他的安排将时间推迟到25日。
赔偿具体数额须法院裁定
对于总理的声明，丙肝患者贝里感到很满意。贝里在1979年的一次手术输血时感染了丙肝，现在他的病情已经缓和，让他能够继续工作。贝里说：“当政府在1998年决定分别对待受害者，并将我们拒之门外时，我的尊严全失。”但是他说，一些受害者已经撑不到赔偿金来的这一天，“我们也失去了一些朋友。有的人等不到今天。”
杜汉娜·雷杰一直在为因输血染病的患者争取权益，她说：“因为人们等得太久，因此很多人的态度就是，只有拿到赔偿我才相信这是真的。”雷杰认为，虽然政府已经决定赔偿，但受害者拿到赔偿金仍然需要很长时间，因为他们要提交成堆的表格，证明自己是因为输血感染了丙肝，之后再由法院裁定赔偿的具体数额。
红十字会负责人面临10年监禁
在“污血事件”发生后，当时66岁的加拿大红十字会和输血部门负责人的罗格·佩罗被指控没有监视可能携带病毒的被污染血液。他面临3项刑事疏忽指控以及7项危害公共安全指控。
刑事疏忽指控导致身体伤害指控，仅仅这项指控就可能被判最高10年监禁。
其中包括未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监控HIV阳性的血液源；未能在献血者问卷中提出“科学的问题”，避免接受被污染的血以及对血液进行丙肝和HIV监控时“没有理由地拖延”。由于他患有心脏病，对佩罗的审判在今年2月被推迟。
由于未能告知加方售出的血液可能携带病毒，70岁的美国新泽西州的阿穆尔制药公司前副总裁麦克尔·罗德尔以及当时担任加拿大生物制剂局局长的约翰·富雷斯和生物制剂局血液制品部门负责人沃克·鲍彻，都面临3项刑事疏忽指控，和1项危害公共安全指控。
（谢来）
■赔偿经过
赔偿何以迟到8年
上世纪70到90年代，数万加拿人因输入被污染的血液或血液制品患病，其中1200人感染HIV病毒并患上艾滋病，还有多达2万多加拿大人感染了可能致命的丙型肝炎病毒，这也是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公共卫生灾难。
由于政府公共卫生部门在这场灾难中难辞其咎，1998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决定，给在1986年1月1日至1990年7月1日间因输血感染丙肝的病人提供总量为11.18亿加元的经济赔偿。但是这段时间之前和之后因输血感染丙肝的病人却不在赔偿范围内。
政府做出决定后，一些在赔偿范围之外的病人得到了来自红十字会的资金援助；此外，各州也对本州的一些病人提供了赔偿。然而对于1986年以前的受害者，加拿大卫生部当时表示，不会再考虑赔偿问题。
此后，众多没有得到赔偿的“污血事件”受害者以及加拿大丙肝协会、加拿大血友病协会等组织为获得公正的待遇继续进行了多年的努力。在社会压力下，2004年11月12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开始讨论是否将1986年之前和1990年之后的受害者纳入赔偿范围。
2005年11月，加拿大政府与1986年之前和1990年之后的受害者法律代表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承诺政府将对他们进行赔偿，并进一步协商赔偿的具体金额。政府将根据受害者目前的病情和可能的发展一次性支付赔偿，这也是为了降低行政支出。在受害者获得赔偿前，赔偿协议需获得四个州法院的同意，政府还将设立一个评估和执行赔偿的专门机构。
（谢来）
■受害者
“希望能活到赔偿下发那一天”
难以忍受的关节疼痛、严重的肝病、持续的抑郁症，这让53岁的琅达·克尔几乎每天都生活在阴影中，一些生活上的小事都必须依靠邻居的帮忙。更让她感到沮丧的是，医生告诉她，会有一天她再也起不了床。
1976年，克尔在一次手术输血时感染了丙肝。因为染病，她也不得不辞去护士的工作。她的病情现在还在恶化，由于肝脏已经严重受损，甚至都不能接受肝移植手术。而在克尔被病痛折磨的30年中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赔偿。1998年，政府宣布赔偿方案时，克尔和6000多人因为在1986年之前感染而没有被纳入赔偿范围。
当她在25日听到加政府宣布赔偿的决定后，克尔终于感到了一些欣慰：“我只是希望能活到赔偿金下发的那一天。”根据新的赔偿决定，像克尔这样的病人很可能得到最高数额的赔偿———30万加元。这笔钱能够让她接受很长一段时间的治疗。
通过每个月两次的按摩疗法和物理疗法，克尔还能一定程度控制病情，让自己能生活自理。
和克尔相比，蒂娜·林顿要幸运一些。1985年，她在生产时由于输入了被污染的血源而感染丙肝。虽然林顿的病情基本得到控制，但患病也让她失去了工作，因此损失了30万加元的收入。为了得到合法赔偿，林顿已经进行了长达12年的漫长斗争，终于等到赔偿决定，林顿说：“这是我们应得的。”但当被问到是这笔钱是否能补偿她所经历的病痛时，她说：“你的健康是没有价码的。”
林顿说，在过去12年中，政府的精力总是在别的问题上，从脑病到非典，直到现在的政府才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因此对于此次的赔偿决定，她仍保有疑虑：“要等到我把政府的支票兑成现金，那时才会相信。”
（谢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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