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污血事件”受害者获赔
红十字会负责人面临10年监禁
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25日宣布,加政府将向上世纪70至90年代因输血而感染丙型肝炎的一批人赔偿10亿加元(8.8亿美元)。
“我不再认为我是被遗忘的人。”当听到加拿大政府新的赔偿决定后,丙肝患者基斯·贝里表示非常欣慰:“现在看起来有些难以置信,因为我们为此争取了很久。”
当地时间25日,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宣布,政府将向上世纪70到90年代“污血事件”中因输血而感染丙型肝炎的一批人赔偿10亿加元(折合8.8亿美元)。
总理坚持亲自宣读赔偿决定
宣布新的赔偿决定时,总理哈珀说:“所有的人都应当得到公平的赔偿,因为所有的受害者都忍受过痛苦,我们的政党一直同意这种做法,现在政府将其付诸实施。”
此次赔偿的对象包括5500名因输血感染丙肝或艾滋病毒的人,个人的赔偿原则也将和1986年至1990年受害者的赔偿一致。政府将根据受害者的病情、收入损失和医疗费用决定赔偿数额,每个人的赔偿范围在1千到30万加元之间,赔偿金一次付清。
哈珀还表示,这一决定为更加具体的最后赔偿方案奠定基础。在得到加拿大四个省的法院批准后,还将实行审查,确保赔偿金按时下发。赔偿的声明原本由加拿大卫生部长在本月6日公布,但哈珀总理希望亲自宣读这个决定,因此才根据他的安排将时间推迟到25日。
赔偿具体数额须法院裁定
对于总理的声明,丙肝患者贝里感到很满意。贝里在1979年的一次手术输血时感染了丙肝,现在他的病情已经缓和,让他能够继续工作。贝里说:“当政府在1998年决定分别对待受害者,并将我们拒之门外时,我的尊严全失。”但是他说,一些受害者已经撑不到赔偿金来的这一天,“我们也失去了一些朋友。有的人等不到今天。”
杜汉娜·雷杰一直在为因输血染病的患者争取权益,她说:“因为人们等得太久,因此很多人的态度就是,只有拿到赔偿我才相信这是真的。”雷杰认为,虽然政府已经决定赔偿,但受害者拿到赔偿金仍然需要很长时间,因为他们要提交成堆的表格,证明自己是因为输血感染了丙肝,之后再由法院裁定赔偿的具体数额。
红十字会负责人面临10年监禁
在“污血事件”发生后,当时66岁的加拿大红十字会和输血部门负责人的罗格·佩罗被指控没有监视可能携带病毒的被污染血液。他面临3项刑事疏忽指控以及7项危害公共安全指控。
刑事疏忽指控导致身体伤害指控,仅仅这项指控就可能被判最高10年监禁。
其中包括未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监控HIV阳性的血液源;未能在献血者问卷中提出“科学的问题”,避免接受被污染的血以及对血液进行丙肝和HIV监控时“没有理由地拖延”。由于他患有心脏病,对佩罗的审判在今年2月被推迟。
由于未能告知加方售出的血液可能携带病毒,70岁的美国新泽西州的阿穆尔制药公司前副总裁麦克尔·罗德尔以及当时担任加拿大生物制剂局局长的约翰·富雷斯和生物制剂局血液制品部门负责人沃克·鲍彻,都面临3项刑事疏忽指控,和1项危害公共安全指控。
(谢来)
赔偿经过
赔偿何以迟到8年
上世纪70到90年代,数万加拿人因输入被污染的血液或血液制品患病,其中1200人感染HIV病毒并患上艾滋病,还有多达2万多加拿大人感染了可能致命的丙型肝炎病毒,这也是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公共卫生灾难。
由于政府公共卫生部门在这场灾难中难辞其咎,1998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决定,给在1986年1月1日至1990年7月1日间因输血感染丙肝的病人提供总量为11.18亿加元的经济赔偿。但是这段时间之前和之后因输血感染丙肝的病人却不在赔偿范围内。
政府做出决定后,一些在赔偿范围之外的病人得到了来自红十字会的资金援助;此外,各州也对本州的一些病人提供了赔偿。然而对于1986年以前的受害者,加拿大卫生部当时表示,不会再考虑赔偿问题。
此后,众多没有得到赔偿的“污血事件”受害者以及加拿大丙肝协会、加拿大血友病协会等组织为获得公正的待遇继续进行了多年的努力。在社会压力下,2004年11月12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开始讨论是否将1986年之前和1990年之后的受害者纳入赔偿范围。
2005年11月,加拿大政府与1986年之前和1990年之后的受害者法律代表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承诺政府将对他们进行赔偿,并进一步协商赔偿的具体金额。政府将根据受害者目前的病情和可能的发展一次性支付赔偿,这也是为了降低行政支出。在受害者获得赔偿前,赔偿协议需获得四个州法院的同意,政府还将设立一个评估和执行赔偿的专门机构。
(谢来)
受害者
“希望能活到赔偿下发那一天”
难以忍受的关节疼痛、严重的肝病、持续的抑郁症,这让53岁的琅达·克尔几乎每天都生活在阴影中,一些生活上的小事都必须依靠邻居的帮忙。更让她感到沮丧的是,医生告诉她,会有一天她再也起不了床。
1976年,克尔在一次手术输血时感染了丙肝。因为染病,她也不得不辞去护士的工作。她的病情现在还在恶化,由于肝脏已经严重受损,甚至都不能接受肝移植手术。而在克尔被病痛折磨的30年中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赔偿。1998年,政府宣布赔偿方案时,克尔和6000多人因为在1986年之前感染而没有被纳入赔偿范围。
当她在25日听到加政府宣布赔偿的决定后,克尔终于感到了一些欣慰:“我只是希望能活到赔偿金下发的那一天。”根据新的赔偿决定,像克尔这样的病人很可能得到最高数额的赔偿———30万加元。这笔钱能够让她接受很长一段时间的治疗。
通过每个月两次的按摩疗法和物理疗法,克尔还能一定程度控制病情,让自己能生活自理。
和克尔相比,蒂娜·林顿要幸运一些。1985年,她在生产时由于输入了被污染的血源而感染丙肝。虽然林顿的病情基本得到控制,但患病也让她失去了工作,因此损失了30万加元的收入。为了得到合法赔偿,林顿已经进行了长达12年的漫长斗争,终于等到赔偿决定,林顿说:“这是我们应得的。”但当被问到是这笔钱是否能补偿她所经历的病痛时,她说:“你的健康是没有价码的。”
林顿说,在过去12年中,政府的精力总是在别的问题上,从脑病到非典,直到现在的政府才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因此对于此次的赔偿决定,她仍保有疑虑:“要等到我把政府的支票兑成现金,那时才会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