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8 北京 住进临时防震棚
1976年7月27日的晚上，北京出奇的热，27岁的把先生夫妇去了新东安市场北门的吉祥戏院，看一个南方来北京汇报演出的曲艺节目，看完戏到家已经夜里10点多了，没过多久他们就睡下了。但是，在某剧团担任编剧的王大林却睡得很晚，反常的天气让他始终没有睡熟。到了下半夜，王大林突然感到一阵天摇地晃，接着听到东边的山墙一声巨响，山墙倒了半边。“地震了！”他大喊一声，一跃而起。 同样在夜里被地震惊醒的把先生，如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时间是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
蓝光闪过之后
王大林一边大喊，一边将妻子和母亲都拉到院里。这时大妹妹一家人还在东厢房没有出来，他们在里面试图开门，但由于门锁变形一直打不开。38岁的王大林聚集浑身的力量，将门一脚踹开。
邻居们也都跑了出来，挤在四合院的正中间——估计不会被晃落下的瓦砾打到的地方。大家慢慢镇静下来，忽然发现很多人都只穿了内衣，于是许多人回去穿衣服。有些人惊魂未定，还难以相信大地震就这么发生了。
事实上，几个小时之前，与很多北京人一样，王大林一家感受到一次轻微的地震。他们当时正在位于白塔寺的家里，很明显地感觉到家里的电灯左右晃动——那时家里的白炽灯挂在一根绳子下面。“地震了”，大家议论几句，都没有放在心上。
当日凌晨3点多，地震地质大队华北三队的地震预测专家黄相宁突然被妻子摇醒，她感到床在轻微晃动，“一定是地震了”。7月14日，黄相宁和同事向国家地震局提交过一个报告，预测7月20日前后、8月5日前后，集宁、繁峙、束鹿、张家口一带，宝坻、乐亭及渤海地区可能有5级左右的地震，可惜没有得到领导的足够重视。黄相宁和妻子讲过这个事，所以她对地震非常警觉。
39岁的黄相宁与妻子住在交道口附近的一个四合院，强震来临之前，他们抱起三个孩子马上跑到院子里。这时，就看到东南边的天空闪着蓝紫色的光，是地光，黄相宁预感到：要出大事了。
果然，几秒钟以后，大地更剧烈地摇晃起来。黄家房子的一侧墙壁，出现了5厘米的错位。黄相宁还无法判断地震来自哪里，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灾难性的。
正在上小学的张强幼年丧父，他与母亲相依为命，住在北京西城区的小珠帘胡同，那是最有老北京民居风情的地方。凌晨3点42分，张强和母亲跑出屋子，只见四周的房子发生着不规则的上下、左右晃动，闷雷声似乎是从脚下发出的。邻家小院的外墙皮整扇地掉了下来，瓦砾堆满了院子。到大街上一看，坍塌的景象随处可见，整个胡同的居民全都跑了出来，惊恐地看着眼前的惨状。
一个叫柔月的孩子，当时上小学五年级。7月28日凌晨，她是被爸爸拎着脖子和一条腿从屋子里拽出来的。她站在院子里，半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妈妈抱着弟弟，蹲在院子里不敢站起来，记得当时只有五岁的弟弟问了一句：“妈妈，是不是鬼子来了？”
柔月家的隔壁有一个孩子叫小五。地震袭来时，父亲把一个枕头当成小五给抱了出去，当妻子惊呼“小五呢？”惊魂未定的他才发现犯了多么要命的错误，又转身冲回屋内抱起孩子，小五居然还十分香甜地睡着，浑然不知灾难降临。
在长椿街附近的一间平房里，新华社记者徐学江此刻也被屋子的摇晃惊醒。记者职业的本能，让他想知道地震来自哪里，有多么严重。但一切都来得过于突然，没有人能提供答案。
紧急会议
5点多的时候，天渐渐亮了，王大林开始给亲戚朋友们打电话，有的能打通，有的找不到人。放下电话，他骑车赶往百万庄去看望三姨夫，老人最近身体不好，一个人住在国家建工总局的宿舍里。
还好，三姨夫和大家一起坐在宿舍楼楼下，看来安然无恙。刚刚聊了两句，三姨夫的秘书匆匆赶到，带来了地震的确切消息。当时还不知震级和灾难的详细情形，但是已经知道震中在唐山，并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回家的路上，天完全亮了，沿途每家商店门口都排起长队，大家在抢购食品。王大林也排队买了两盒点心，送回家交给母亲。
这时候，黄相宁已接到地震局通知，要求马上去参加震情会商会。
上午8点多，紧急会商会在位于北京三里河的国家地震局召开。由于余震还在继续，在会议室里，与会人员明显感到房子在轻微晃动。
会上，黄相宁汇报了之前对地震的预测情况。后来他才知道，一位到会的新华社记者非常重视，马上回去写了一份内参，直接送达党中央、国务院。
这个时候，唐山的李玉林等人已赶到中南海紫光阁，向几位副总理汇报了唐山的灾情。而在国家地震局，人们对地震的情况依然知之甚少。
地震发生的时候，《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党报已进入印刷车间，当天的报纸上，华国锋总理会见卡马总统仍是最重要的新闻。
当天下午，徐学江获悉，地震震中在唐山，新华社有3名记者驻唐山，他们发来消息说，唐山已是一片废墟。
还有一个小道消息传进徐学江的耳朵：根据外国卫星的观察，唐山已从地球上消失。对此，他将信将疑。仅仅一个月以前，他还曾去唐山采访，那是一座充满活力的重工业城市。
差不多同一时间，防震棚中的北京市民也陆续听说，唐山那边发生了大地震。政府通过居委会告知群众，住在防震棚是安全的，物质也会保证供应，希望大家不要恐慌。
外国总理北京惊魂
7月28日下午，澳大利亚前总理、工党领袖惠特拉姆和夫人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飞离北京。他们在北京经历了大地震颤的惊魂一夜，成为有限的几个近距离感受到唐山大地震的国家贵宾。
唐山大地震倾覆了唐山市，也重创了北京市。大量民房倒塌，北海白塔的塔尖震掉了，德胜门城楼的屋檐震掉了一个角。由于没有得到官方公布的数字，各种对于死亡人数的传闻和猜测流行于市井。
对于唐山大地震到底造成多少人死亡，人们当时不知道，甚至此后三年里仍不知道。但这不能阻止人们对此问题的关切，于是各种流言满天飞舞，莫衷一是。
直到1979年11月，作为新华社记者徐学江最先报道了“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余人”的消息，成为这条新闻史上著名的“迟到的新闻”的第一发布人。
新华社记者在当时被要求更多关注抗震救灾的主题，即使对灾情偶有涉及，大多也是模糊处理。
7月28日当天，新华社记者还特意从首钢发回摄影报道：石钢炼钢厂的工人、干部在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守工作岗位，不断过去抓革命、促生产的新胜利。7月28日这一天，全厂钢产量超额完成日作业计划。
防震棚的温暖回忆
因为随时可能发生余震，家是不敢回去的，只能露天在外面搭个帐篷凑合着。整个北京，防震棚多过四合院，成为当时一景，有的防震棚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可以容纳十几户人家。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在胡同里的北京平民生活虽然清苦，却不乏乐观态度。即使在遭遇了天灾人祸以后，他们也会泰然处之。
小珠帘胡同的居民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张大苫布，又凑起一些木棍，五六个院落几十口人就在胡同里搭起了一个临时防震棚，里面是大通铺，男男女女都住在里面了。张强注意到，一些比较传统守旧的大人，碍于情面不好意思男女同住在一个屋棚下，到了晚上还是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睡，死活不肯出来。
半大不小的孩子们少年不识愁滋味，巴不得有这样一个机会，防震棚成了他们的乐园，大家在一起说笑打闹，在铺上追来跑去，仿佛成了一家人。
柔月家当时住的是五户一排的大院子，有六七个小孩子。大人们为吃、喝、住发愁的时候，孩子们反而很开心，因为每户都在院子里搭了防震棚。晚上大人们睡了，孩子们都悄悄地聚在一起聊天、抓蛐蛐、打扑克，这在平时是不可想象的。几个“坏小子”还在打赌，看看晚上谁家的家长夜里出的“虚恭”最多，于是哪边有动静了就在地上划一道。
因为正是学校放暑假，白天大人们都不在家，孩子们乐翻了天。地震后，阴雨连绵，柔月和小伙伴负责照看防震棚——防震棚多是用塑料布搭的，雨水积多了会压塌，于是孩子们过一段时间就要把棚顶上的水捅下来。闲着的时候，谁家有老玉米豆，于是拿出来用锅炒一下，熟了放点化开的盐水再炒干，一起分享美味。
他向总理说了真话
整个白天，国家地震局里一片忙乱，黄相宁的心情则非常沉痛，脑子里乱哄哄地想：如果地质专家李四光还在，如果关心地震监测的周总理还在，如果地震局的胡克实局长还没有靠边站(他当时正接受全局的“揭批”)，如果短临预报的震级不那么低……
在那个最动荡的年代，各级领导反倒最怕“出乱子”。对于一座城市，尤其对于首都北京而言，如果地震预测有误，造成不必要的恐慌，没有人敢承担这个责任。
黄相宁在预报的时候，也对震级“有所保留”，这成为他事后懊悔的一个理由。
自己研究地震近10年了，这一次几乎就要捕捉到大地震的踪迹，但还是没有尽到科研人员的责任。
晚上10点多，黄相宁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让他去人民大会堂——华国锋等国家领导看到了新华社内参，要听地震局的汇报。
在大会堂台湾厅，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刘英勇和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已经先到了。黄相宁进门之后，正好听到梅世蓉汇报的尾声。她发言的大意，认定这是一次没有任何前兆的突发性地震，是根本无法预报、预防的。
接着，华国锋转身询问黄相宁的预测情况。有了前面汇报的不实之词，黄相宁略感为难，但转念一想，既然领导内参都看了，只能说真话。他汇报了事先对这一带地震的预测意见，同时向领导表示，由于预报震级太低，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万分内疚。
华国锋反倒安慰起几个地震局的同志：“我不责怪你们，你们也不要背包袱。”他要求地震局做好余震的预报预防，以便“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黄相宁后来听说，刘英勇去汇报前曾告诉家人：“我要是没有回来，就不用等我了。”军人出身的他显然做了接受“军法”处置的心理准备。实际上，这场灾难之后，地震局没有任何人因漏报地震受到处罚。来源：南都周刊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