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第二机床厂工人党委领导和工人大学师生代表们正在坐谈。 |
7.28 上海 “一场援助唐山人民的战斗打响了”
夜，黑沉沉的津浦线上，从上海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正在疾驶中，车轮轧过华北平原，“咣当”、“咣当”地把响声传向远方。突然一个紧急刹车，列车在离天津不远的唐官屯车站停了下来，睡梦中的乘客一下子被晃得前仰后翻，纷纷睁大了惺忪的睡眼：发生了什么事？很快，车站值班员跑来告诉列车长：由于地震影响，前方路基遭受破坏，正在抢修。
这是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多。数分钟前，蓝光闪过前方大地，顷刻间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消失了。大地震的消息像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一样四下扩散，一路激起恐慌与悲哀。这一刻，当这列来自上海的列车受其波及惊魂未定之际，大上海还在数千里外沉睡着。
全市大支援
清晨的阳光打在外滩建筑群上，虽然还是早晨，空气里似乎已散发着一股热气，天气预报上说，上海今明两天晴到多云，风向东南，风力4-5级；最高温度31-35摄氏度，最低25摄氏度。
这一天，中国与亚非拉人民，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友谊一如既往。当天《文汇报》的头版头条刊出华国锋总理盛宴欢迎卡马总统的消息；而朝鲜人民军协奏团访沪演出，一曲革命歌剧《党的好女儿》被赞为“光辉的形象
精湛的艺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徐景贤等观看了演出。
似乎一切都与往常没有什么两样。早晨7点不到，青年医生徐林根就匆匆赶到枫林路上班。24岁的徐林根，1972年毕业后就在上海医学院附属眼耳鼻舌科医院工作，4年中入了党，并担任了支部委员、政治学习小组长的职务。10点多，他还在门诊部忙着。随后，在医院召开的会议上，他听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唐山地震了！
“怎么发生那样的事情？是不是比1965年的地震还要大？真是惨啊。救一个算一个吧。”在领导传达要组织医疗队的精神后，徐林根第一个报了名。中午12点，他穿着短袖上衣、长裤，连牙刷牙膏都没带就赶到华山医院，与医疗队队友会合。
纺织工人赵祖武是从广播里听到消息的，等他赶到厂里，发现工友们都在谈论地震。大地震的消息像一块石头，投进了由会谈、批斗、永保本色等词语覆盖下的革命生活。同情、关注、担忧……各种情绪在人们心里翻腾。很快谣言起来了，说唐山地震死了多少多少人，整个城市已经陷进去了，上海也会怎样怎样。赵祖武收到了天津亲友打来的电话，说北京天津一带的市民都住到室外去了。晚上睡觉时，他把一个酒瓶倒放在桌子上，万一有地震，也好知道个动静。
官方很快有了反应。这一天，据1976年8月5日《文汇报》报道：“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委在得到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后，于上午召开了市有关部门的紧急会议，部署全力支援灾区的事宜。这个决定下达后，市有关部门连夜召开了有市卫生局、驻沪部队卫生部门、各医学院、区和县卫生部门等参加的紧急会议，进行了动员，在短短一天时间内，又组织了三千名左右的医务人员，陆续奔赴灾区。”
“一场援助唐山人民的战斗打响了。”1976年8月的《文汇报》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徐汇区日晖医院四十多个医务人员，刚从贵州医疗队轮换回沪，听到动员令，纷纷赶到医院请战。他们说，我们的行装，设备都是现成的，可以马上出发，请组织上批准吧。虹口区中心医院放射科负责人张慕亮，六月刚从云南回来，胃痛乏力，拍片诊断为胃窦炎和胃溃疡，一直请病假，准备做系统治疗。7月28日，党中央给灾区人民的慰问电传来后，他再也坐不住了，匆匆赶到党总支负责同志那里，坚决要求批准参加医疗队。他豪迈地说，我要做到南征刚回来又北战，抗震救灾立新功。
为抗震而忙的并不仅仅是医护人员。邮电部门、运输部门、工厂都动了起来。何全信是上海化工运输车队的驾驶员，30年后回忆说，这天清晨，几个上级领导开了个短会，接着又帮我们几个先进积极分子开了会，大意是说这次唐山地震，车队要派四批车过去拉煤，间接支援唐山。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表了决心。“那时候真的很单纯，就是想去，想吃点苦头，为国家作贡献，觉得能跑这趟车就是光荣。”何全信说，他们想都没想过出车补贴每人只有5角钱这种问题。
革命年代的生活哲学
唐山大地震了，上海市开始了紧急动员和支援，而生活还得继续。
崇明农场20岁的青年小张，这天也从电台里听到了地震的消息，但周围的人似乎没有精力讨论这个问题。农场的活太累了，天刚蒙蒙亮就要出工种水稻和棉花，有时天黑了也不一定能结束。那个年代，个人也没有太多的自由去议论时事。农场大多是20来岁的年轻人，人心都特别单纯，不分阶级观念，没有斗争，对政治也不是非常关心。
这一天，上海造纸机修厂的起重工尹家鸿，正在为准备结婚而发愁。一个33岁的单身大龄青年，好不容易要结婚，但没房子没家具，也没有存款，一个月就40多元，怎么办？尹家鸿整天想着怎么去借钱，怎样去弄点木料，自己做家具。就在忙得团团转的时候，他听到了地震的消息，工友们嚷嚷着要帮助唐山，尹家鸿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可怜。30年后，他还耿耿于怀，说自己当时没有出过力。
由于出身不好，父亲在台湾，尹家鸿在厂里属于被改造的对象，最重要的技术工种不能做，只能干些搬运机械零件之类的重活。好在他有个特长，能画能写，在大字报满天飞的年代，领导还是要用他。但尹家鸿清楚自己的地位，上面怎么讲，他就怎么做。
这一天，后来成为“中国京剧人偶制作大师”的尹家鸿，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焦急：唐山地震我帮不了，我自身难保，不好乱说乱动，有心出力，谁要你啊，你讲一些帮忙的话，人家可能还要怀疑你，连表决心都没有地方，只能干巴巴地看着。
生活在继续，革命也在继续。这些天，上海的电影院在放映《列宁在一九一八》、《金光大道》，上海的沪剧团正在演出《迎春花开》、《旅馆民兵》……而在上海自行车三厂，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日子里，团支部正在组织团员、青年在车间简陋的阁楼上学习革命理论，“引导团员、青年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解放日报》1976年7月29日3版)。
革命在继续，童年的欢乐与懵懂也在石库门里继续。这一天，下午的阳光铺在永寿里房顶，在弄堂里拖出了巨大的阴影，七八个小孩子玩着斗鸡，正起劲时，忽然有一声喊：“老师来了！”他们就都跑了回去，趴在八仙桌上做起功课。这是厦门路小学二年级学生、后来的独立评论人卡夫卡·陆的家，房子的一边靠着马路，后门就是弄堂，他和爷爷奶奶住在这里。
虽然学校已经放暑假，但上海所有的小学生仍要参加一个小小班活动：三四十个人的班级，暑假里分成七人一组，一三五聚在一起，做做暑假作业，老师会不时来查岗。卡夫卡·陆的家就是小小班的一个活动场所。
卡夫卡·陆是上海最后一批红小兵。那个夏天，他和七八个小伙伴一起做着功课，打打闹闹，有时天气热，奶奶煮点绿豆汤，端上来给他们消暑。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时候，灾难在他们的世界之外。卡夫卡·陆后来知道了地震，不过那对于10岁的、生活在一个单纯环境里的他来说只是一个故事，一直到1986年，他才明白那是一场怎样的灾难。
似乎一切都在继续，一切又将要改变。唐山地震让上海建委系统“七二一大学”的青年教师张振华想了很多。先是震惊，再就想到国家、民族一连串的不幸，想到四五运动之后，“四人帮”依然猖獗，想到大家的郁闷与不服气。
已成家并有了孩子的张振华还想到他的复旦梦：1966年高中毕业，半只脚已经跨进大学，文化大革命来了，一下子废除了高考，前途没了，上海中学还有一个同学为此自杀。30年后已成为复旦大学教授的张振华想到了那个时代的荒唐，比如工农兵学员。
这一天，悲观、失望、迷茫，在张振华心里交织着，但冥冥中他又似乎有一种感觉：该遭的罪，中国都经历过了，物极必反，应该有一个转机吧。那种期待在张振华心里越发强烈了。
1975年上海部分数据
人口 1076.2万
面积 截至1988年的统计数据为6340.5平方公里，其中市区375.44平方公里，郊县5965平方公里，目前市区面积已达610平方公里。
社会总产值 478.55亿元，其中工业比重占87.8%
国民收入 185.50亿元
全市财政收入 147.11亿元
人均居住面积 4.2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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