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民晚报》报道随着外交档案不断解密，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已不再是秘密。在近日向公众开放的、至1960年底的外交档案中，记者发现含有“对外援助”字样的标题竟有200多个。

　　新中国刚成立，国外请求援助的信函便纷至沓来。

　　向中国要钱要粮要物或援建工厂的要求，不少是国家元首亲口提出的。

　　1950年7月，我首任驻蒙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当时，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

　　周恩来总理记住了对蒙古国的这一承诺。1955年1月，蒙古国向我驻蒙使馆提交了总计12250名工人的清单，包括粗细木匠、泥瓦匠、制砖瓦、烧石灰、捕鱼等近40个工种，同时要求自带工具。1955年4月底，相关部门在东北三省开始了赴蒙工人的组织工作。当年，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在标明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的要求开门见山：“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一千五百吨至二千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显然，在此之前，我国已支援过越南粮食了。

　　在1955年中方援越的货物表里，有30000吨大米、300吨面粉、5000公斤葡萄干、180根皮带、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援建铁路的物资表里，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物。那时大多数中国人也难以享用葡萄干和高档酒。

　　1952年，印度发生灾荒，我国先后两次捐款20亿人民币。1953年8月，印度洪灾，我国援助印度10.5亿元人民币，当毛泽东主席了解到苏联捐赠了2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7亿\时，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十五亿或二十亿人民币”，相关部门最后定为15亿元。与当时美国给印度捐1万美元、200万磅奶粉，英国捐500英镑相比，我们援助的15亿元也是不少的。

　　但受援国的要求往往过急，以致给执行协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当时外贸部等一些部门提出：“外援”要“贯彻执行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细水长流的方针”。

　　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我国同某些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达成协议，由我国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这个数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