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盐池麻黄山村：高利贷上学是普遍现象。村里每年都会考上十几个大学生，这些家庭为了筹集学费，会借遍所有的亲戚。钱仍然凑不够就借村里的高利贷。村里高利贷利息一般是五分，也就是一千元一个月5块钱。基本每家至少要借5000元，还有的会借1万多元。而且有的家实在太穷，因为怕还不起，高利贷都借不到。（7月27日《新京报》）

　　备受诟病的“大学学费”已经被大众从逻辑到法理分析烂了，但依然让人深感郁闷的是：一方面是教育部新闻发言人7月25日还表示：在学生即将收到大学录取通知单之际，政府会充分保证每一位被录取入学、经济困难的学生进入公立大学读书，对于“父亲因担心无力支付大学学费服毒自杀”事件“深表同情”，且指出困难学生上学有“绿色通道”政策；一方面宁夏盐池麻黄山村的“高利贷学费”在搜索引擎上早不是孤本——为什么类似“绿色通道”的救济框架成了纸上谈兵？当高利贷学费成了一集又一集的悲怆连续剧，“安民告示”般的承诺有多大现实意义？

　　10多年间，我国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每年5000至8000元不等，猛涨约20倍——而同期国民人均收入才增长不到4倍。教育部门的委屈在于那些殚精竭虑的“制度救济”，譬如“绿色通道”等等，不能不说这些“系统补丁”是充满人文色彩的——但整个决策层偏偏忽略了社会学中的“制度成本”：抵达善良制度的对等信息和对等智慧。就好比收了100元学费，然后以各种加减乘除法做“制度性再分配”，政策初衷可能也会倾斜给弱势群体，但关键是：他们能否破解信息不对称的迷局？他们有没有对等的因应智慧来获得实体的救济？那些边远的、自身文化素养有限的农民，其与强势社会机制与秩序的对话、衔接能力相当窘困，倘若由政府提供的大学学费制度救济和带有倾斜性的济困补弱功能不能被充分激活，一些在强势群体看来不存在、或者不值一提的生存门槛，也极可能让他们在“幸福制度”下摔倒。而砸伤与击碎的，一定是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宁、幸福的生存指数——这就是“绿色通道”下还是有“高利贷学费”悲剧的根源。

　　古代的科举，朴素地实现了社会高低阶层之间纵向流动，而暴涨的学费，则很可能关闭了底层向上的大门，联系到与之带来的大学生源结构的“异动”，让人不能不担忧整个高教的走向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