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人不难发现，盗版书、盗版碟、盗版软件正充斥在自己身边。国家一次次大力度地打击，彰显着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而制假、售假的行为也日渐隐蔽。

　　今年7月15日，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出版总局等8部门联合行动，掀起了全国最大一次集中治理行动，拉开了“反盗版百日行动”的序幕。一些贩卖盗版的人被行动震慑，放弃售假改做他行，哈尔滨市的张军（化名）就是其中一个。

　　7月25日，记者采访了张军，听他讲述了销售盗版碟的一些内幕。

　　一个退出者的“报料”

　　张军，年届不惑，入行8年，是这一行中为数不多的拥有本科学历者。据他介绍，8年来，政府打击越来越严，而其所在的市场内仍不乏偷偷销售盗版碟的业户,原因是高额利润的诱惑。

　　在张军看来，哈尔滨盗版碟市场形成规模是在1997年，当时哈市一些专业电子产品市场的建立，让出售盗版者从原来的走街串巷变成了固定销售。张军说：“1997年之前，卖盗版碟都是背着兜子在街头流动售卖，主要聚集在公司、大学等电脑较为集中的地方。虽然当时销量少但利润很大，每张碟至少能挣10元。”发展到1998年，出售盗版碟的市场已经很有规模，而就在此时，张军以两万元的资金加入到销售盗版碟的行列。

　　据张军介绍，最火的时候，购碟者络绎不绝，过道上人挨人，人挤人。他同时经营几个摊位，年收入达十几万元。但是随着竞争的加剧，张军的收入日渐减少。

　　闻风丧胆一天收摊十几次

　　在经营之初，张军非常紧张，每天都处在惊恐中。听到要严打的消息，便每日心惊胆战，稍有风吹草动便赶紧收摊，有时甚至一天收摊十几次。

　　盗版碟的藏匿处也是几经变迁，越来越隐蔽。最初，稍有风吹草动，业户便会把盗版碟锁到柜台里，然后转身离开，如同当日没有出摊一样。而稽查人员的搜查范围也只限于柜台上。后来，搜查范围延伸到柜台里面，不管业主在不在，稽查人员都会开柜检查。于是有检查风声时，市场内便出现了很多人抱着盗版碟四处逃窜的场面。有的人抱着货跑到市场外几十米处，有的把货寄存在其他楼层的业户处。发展至今，不少业户在市场附近小区内租房作为库房，已不在柜台存货。更有的业户现卖现进货，平时只准备一本写有所售碟片名称的目录，顾客挑好后，直接到市场内的批发商处取货。

　　盗版碟的销售者是怎样得到检查的消息呢？“由于不会对几家市场同时检查，先被检查的那家市场会有人通风报信，消息便会很快散布开来，因为这个行当以家族式经营居多。当然，如果先去谁家，谁家的损失就会大一些。”张军说。

　　对这些销售盗版碟的人来说，最难挨的时刻是听到风声而稽查人员却没来的时候。“因为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大家都很紧张，有时候会被吓得一天收摊两三次，最多时一天收了十多次。谁家关柜门的响声大了，也会在市场内引起收摊的风潮。即使没有风声，有时谁家有事先收摊走了，其他人便会以为他收到消息，检查的人要来了，便跟着收摊。”

　　对他们来说，最放心的时候是检查过后，因为稽查人员不会在一天之内检查两三次，更不会天天来检查，于是，稽查人员一走，他们便又把货摆上。

　　个别盗版碟贩子铤而走险

　　据了解，从1994年至2005年，全国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14.8亿余件，其中盗版侵权出版物10亿余件，打击盗版侵权已成为我国“扫黄打非”工作的重要内容。

　　虽然政府对盗版的打击一直在持续，但仍有个别盗版碟经销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转移货物、市场外交易、溜达卖货等方式应运而生。

　　在张军的记忆中，政府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打击盗版的行动，春节前、“3·15”、“哈洽会”前是必打之时。但仍有个别人铤而走险。张军说：“打得严时稽查人员一周来几次。如果被抓住了便自认倒霉。一次损失几千元，但是我不能一年都那么倒霉。”正是在高利润的诱惑和侥幸心理的作用下，盗版商人与稽查人员打起了游击战。有的暂停营业，有的在市场外交易，有的和老顾客电话约定交货地点，甚至在市场内溜达时也卖货。

　　据了解，盗版碟多会选择公路运输，因为铁路查得比较严。据张军介绍，只要将货放在纸箱子里，通过空车配货便可运抵目的地，不需要过多的伪装。而大批发商一般一次只进两三万元的货，即使被查了，一个月内还是会有其他批次的货抵达。

　　对时下的“反盗版百日行动”，张军认为其力度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2004年时只是不让摆，只要将盗版碟摆在柜台上便要没收。而此次‘反盗版百日行动’虽然第一个月只查不罚，但随后的两个月却加大了处罚力度，一旦被查到销售盗版光碟，便要处以1万元至5万元的罚款，甚至被吊销执照。而且在哈市开始‘反盗版百日行动’前，有关部门已来市场进行了检查，收缴了几万张光碟，甚至连仓库里的光碟也被查出来了。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售假者已到穷途末路

　　张军说：“有些人以为花高价买的便是正版，其实可能有的人钱没少花可是仍没买到过一张正版碟。”

　　据张军介绍，有的盗版碟的包装和正版完全一样，是出自一家生产商。像一些盗版书一样，原本版权拥有者授权生产商印刷1000本书，可是生产商私自印了5000本，那多出的4000本虽然与正版没有分别，售价上有的比正版略低，有的甚至与正版相同，但其实都是盗版。

　　张军也介绍了自己鉴别碟片真伪的方法：“正版碟的碟片较厚，碟面、封皮印刷细腻，而且盘上有版权号可供查询。”

　　在卖盗版碟期间，张军念了专升本。因为对计算机感兴趣，他一直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计算机公司。他把卖盗版碟的收入看做是原始积累，“我并不支持盗版，谁都知道卖假货违法，是灰色收入。但为了生存，没办法。”他用“英雄莫问出处”解释了自己的行为。

　　“8年来，政府打击力度越来越大，也萌生过改行的念头，可是每次一接到老顾客的电话，便动摇了决心。”据了解，张军的老顾客有近二百人，有的人一年甚至购买上千张碟。“不过这次我已经联系好了其他计算机产品，下定决心要改行了。”张军坚定地说。

　　在这次“反盗版百日行动”的威慑下，一些售假者在持观望态度希望能钻空子渔利，但是越来越多的售假者看到了售假的末路而像张军一样选择转行，从事正当经营。（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