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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骏飞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时政点击
不久前，南京大学的师生在全国作了一次主题为“农民眼中的新农村”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在目前出台的种种“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措施中，有关合作医疗的新制度是近年来最受农民欢迎的乡村新政之一。在调查的20个村中，已经有超过70%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
在当年梁漱溟先生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山东邹平县，实行合作医疗试点近3年来，全县61万农业人口中已有50.1万人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了82%。一个名叫“楼子张”的村庄，参合率达到了100%。村民张振行两次住院，花去了近4万元，因为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获得了7千多元的医疗补助。他说：“如果没有这笔补助，全家就要多干活大半年才能挣得回来。”同样在楼子张村，8年前，村民仇玉荣一家却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仇玉荣得了胃癌的丈夫因为没有7千元的费用放弃了手术，不治身亡。
这样的一些事例，和政府所给出的“参合率”的数字，显然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只根据这些，即断言这一次的农民新型合作医疗将会不同于二十年来政府所屡次推行的农村合作医疗方案的命运，似乎还为时过早——三个不同时期出台的方案，遭遇到的几乎是同一障碍：如何保持农民对合作医疗的信任感？
目前在调查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一些医院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来限制农民报销，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一是复杂的方案设计把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农民搞得一头雾水。实际上，不仅是农民一头雾水，连进行调查的大学生也被弄得晕头转向，经过反复计算，他们发现，制度设计上看起来可以报销70%的药费，实际上经过种种“入门费”等制度限制，只能报销不到30%。假如你用的是比较好一点的药，这个报销比例可能降到10%左右甚至更低。但是，在参保时，农民们听不到这个让人心凉的数字。
二是政策变动过快，缺乏稳定性。一些地区的合作医疗政策在短短一两年里几经变故，一些本来可以报销的病种从报销目录上悄然取消，但农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直到前往报销时才恍然大悟。
三是政策执行过程缺乏透明度，在很多地区，农民的医疗费是否能够报销，往往只是一个人说了算。农民们尖刻地说：“不救急不救贫，专救‘对眼人’”。
政策稳定点、解释明白点、好处多一点、执行公平点，就这么几条，农民们的要求高不高？在笔者看来，答案一目了然。
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出现这样一些问题的一个可能性，是担心筹集到的钱不够用，在制度设计上复杂一点，模糊一点，执行起来可以“灵活”些；这也是长期以来我们公共政策设计中一种非常典型的思维方式。然而，和完全依赖国家行政权力推行的其他政策不同，合作医疗的基础，是农民的合作与信任。给农民设置门槛，就是给合作医疗的推进设置门槛。
哪怕一年只要交10块钱，这10块钱也应该花得明明白白，公平合理——只有一个能够给农民带来实际利益、能够让他们信任的政策，才能使合作医疗摆脱“无人合作”的尴尬境地。事实上，前几次合作医疗方案的推进受阻乃至无疾而终，根源同样在于失去了农民的信任。有鉴于此，如何重新获得农民的信任，可能是此次制度设计的关键所在。
数据表明，在少数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率”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农民们开始失去了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信任。20多年来，乡村医疗卫生网络濒临崩溃，新农村建设战略本来寄望于依靠此一方案重建这个网络，但是如果合作医疗失去农民的信任，那么对于新农村建设一盘棋来说，无疑是极为危险的信号。
没有信任，就没有合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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