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点题：上月下旬至本月上旬，本报连续报道的綦江农民罗玉明错案，成为重庆市民的热门话题之一。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错案的发生？法院不启动国家赔偿程序而通过“私了”方式补偿罗玉明，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请各位嘉宾发表观点。

　　案情回放：智力比正常人低的綦江农民罗玉明，现年24岁，平时足不出户。今年2月，福建省武夷山市法院通过简易程序审判认定：时年17岁的罗在福建省邵武市盗窃4辆摩托车，对其判刑1年半。6月30日，武夷山市法院再审此案，认定智力有障碍的罗玉明与该案同案犯供述的罗玉明，在身高、年龄等方面完全不同。法官宣告罗玉明无罪并当庭予以释放。7月4日，武夷山市法院与罗玉明达成书面协议，由法院补偿3万元给罗。

　　这起错案就此画上句号。观点粗制滥造出“铁案”法院悔判是进步

　　沙龙嘉宾一致认为，这是公、检、法办案人员粗制滥造一手操作出来的一桩他们自认为稳当的“铁案”。殊不知，没有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的案件，是经不起检验的。

　　律师冯乔兵：刑事诉讼法规定，警方抓人后24小时内必须通知家属，询问时必须告知有权请律师。但罗玉明家属当初并不知情；法院审案时，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而本案的关键证人陈勇既没有出庭作证，也没有在罗玉明归案后作出书面证据，在证据没落实的情况下，法院就凭罗的供述定罪量刑，最终成错案。

　　专家何泽宏：很遗憾，法治建设几十年了还有罗玉明错案，还有佘祥林冤案。很欣喜，因为多方努力及媒体追踪报道，让案件浮出水面。法院悔判也是进步。

　　罗玉明被诱供承认有罪后，就一路绿灯成错。这与当前的制度有关。“只要嫌疑人认了就没错”的观点，在办案人员中影响很大。“供述有罪”成了嫌疑人的义务，“让他认罪”成了办案人的功劳。但嫌疑人是有沉默权的。司法部门代表国家行使职能，有义务证明罪犯确实有犯罪的事实。交锋一：错案问责正方：

　　律师沈仁刚：错案的深层原因是因为目前的过错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起不到警示作用。是不是扣点办案人员的奖金就算了？公检法办案人共同渎职谁来查？公检法的办案人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应当受到制约，如果没有制约，公权就会被私用，并且会产生负面影响。

　　专家何泽宏：不追究错案会形成办案人用新错掩盖旧错。追究制度是有必要的，但要加强错案追究的监督机制。反方：

　　律师陈昊：错案追究制度不利于防止错误发生，为国家赔偿设置了障碍，树立了对立面。交锋二：国家赔偿正方：

　　律师陈昊：法院用补偿的方式与罗玉明达成协议，看起来是法院效率提高了，并知错就改，但不应提倡。这种“私了”方式让国家赔偿不复存在，国家赔偿不仅仅是经济补偿，还有名誉的挽回，对国家机关起的是警示作用。如果国家赔偿案件都用“私了”来解决，就没有谁来上报有此类案件，这就给国家产生误会：“没有国家赔偿案，说明我们的办案质量都提高了”。反方：

　　律师沈仁刚：没启动国家赔偿程序与当前制度有关。国家赔偿法规定，被告人认罪导致错案的就不赔。罗玉明提出要求，法律依据就不充分。他本人所称的诱供，他无法举出证据证明。但如果不赔，对罗又是不公平的。交锋三：简易程序正方：

　　律师冯乔兵：简易程序案中，只有法官询案，然后直接下判，该做法违反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因诉讼是控、辩、中立三方，而简易程序中，法院担任了控方、裁判方的双重角色。反方：

　　律师沈仁刚：司法制度要讲公平、效率。简易程序可减少诉讼成本，有利于司法制度推进，只是需要细化相关规定。立法建议

　　建议一：修改国家赔偿法

　　专家何泽宏：国家赔偿法立法意图是作了伪证导致错案，被告人本人有错的，可不赔。但没有追加逼供诱供的条件。相关条款是否应当这样修改：“投案自首作了犯罪供述导致错案的可不赔”。

　　建议二：特殊刑案关键证人必须出庭

　　律师陈昊：目前我国审理刑事案件的现状是不能保证关键证人出庭，而法院也没有要求关键证人出庭。为了保证案件质量，能否出台类似规定，对某类特殊案件，必须要求证人出庭辨认。记者罗彬　陈亮实习生 吴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