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去年底走了一步险棋”
马振川称,根据数据常量北京未搞年底大规模打防行动
新模式是否能弥补“指标”的所有弊端,保证北京实现“平安奥运”目标?就此,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接受了本报专访。
长期超常不切实际
新京报:“指标”的负面作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被普遍认知。北京采取“数据常量”模式的起因是什么?有哪些诱发因素?
马振川:十六大期间,北京警方采用最高加强级别巡逻,几乎全警全勤出动,取得的效果确实不错,一位数报警记录保持了四五天。这期间,全局民警几乎没歇着。
但是,长期保持这种超常状态,显然不切实际。如何用常规措施,取得让百姓觉得安稳的社会效果,民警又用不着长期加班,“数据常量”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
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
新京报:您对“数据常量”两年多的实践成效,做何评价?作为奥运安保的框架之一,“数据常量”能使北京奥运的安稳系数提高多少?
马振川:去年第四季度,北京没搞年底大规模打防行动,这是一个反常态的做法。因为年底的治安形势,直接影响元旦和春节。但是,“数据常量”推导出———年底,违法犯罪数量不会大幅波动。所以,我们走了一步险棋,继续运用警情常量,组织日常打防,结果第四季度刑事案件升幅,比第三季度下降了12.2%.
作为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最佳状态应该是“社会治安处在警方掌控之中”,做到这一点很难,尤其是目前,北京处在社会转轨期、案件高发期的大背景下。但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奥运安保的主要框架有两个:整体防控四张网(内保网、巡逻网、治安网、社区防控网)、数据常量精确打击。在两个框架的支撑下,我们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红灯亮就会主动加班
新京报:从“指标”到“数据常量”,您的解释是由“定性”到“定量”的转变,这种解释的依据是什么?
马振川:“定性管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展公安工作的标准,那时对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是“把事儿办了就行”,严打就是这一管理模式的产物:“定量管理”不搞统一行动,根据自己不同时期的状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打击措施。由此,解决了不同地区、不同业务、不同时间段的治安状况、工作成效难以统一衡量的难题。
现在,北京的派出所所长都比较坦然,因为心里有底。发案超过常量,红灯亮了,他自己就会主动加班、调整工作时间等。
去年9月11日,王府井出租车司机被杀案,案发2、3分钟后,东城公安分局一个局长就赶到了现场,速度这么快,就是因为他当天值班,正在案发地附近转。从去年3月开始,18区县每天都有一名公安局长、副局长当班,他们不会坐在办公室里,肯定在外面执勤指挥。
新京报:“数据常量”的基础是数据,但如果数据不准确,就会使整个社会遭受重大损失。如何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不被注水?
马振川:现在警方的科技水平与十年前大不相同,市局的110,掌握全市各个角落的警情;北京全市很多探头,都直接与市局指挥中心连接,工作透明度很高,也保证了数字的准确性。
■数字说话
291天
去年,北京警情良好、平稳等级天数是291天,占总天数的80%,民警休假比例达到了95%.
94%
今年上半年,全国盗窃机动车发案持续上升,可北京发案下降了23%,破案上升了15%;全市警情良好、平稳等级天数达171天,占上半年总天数的94%.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王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