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三河镇农技站农业技术员管刚在集上租了一间门面房，卖起了农药、种子、化肥。“我现在每月只能拿到300来块钱工资，糊口都不够，只有开个店才能勉强维持生活。”管刚告诉记者。

　　另一位乡镇农技站农技员卫志清，已经在农技推广战线上摸爬滚打了20年，今年才46岁，但是在今年的乡镇机构改革中，他提前离岗了，现在也正准备改行搞三产，谈起改行，他连声叹息：“按照我现在的精力，再干上十年不成问题。”

　　“现在像这样另谋出路的农业技术员很普遍，这是一种辛酸而无奈的选择”。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吴帮顺对这种现象忧心忡忡。“现在政府对乡镇农技推广队伍实行的是以“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但是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困难,有的不能足额按时兑现农技推广人员的工资，他们要养家糊口，不得不另谋出路。但是，这样长期下去确实不利于农业的发展。”

　　难为无米之炊

　　曾经为农村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农技推广如今是“线断、人散、网破”，这是为什么？

　　人员少。采访中，肥西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王勋说。“在县级农业技术推广组织中，除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有十几名专业技术人员外，乡镇的技术人员很少，村级好多年前就没有了专职农业技术员，面对全县几十万农民，人手十分紧缺。”

　　知识老化。相当多的农技人员知识老化，素质偏低，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要求。一位基层农技人员反映，多年来，基层的农技员就没外出培训过。“按照上面要求，乡镇的农技员每年都要培训一次，由于经费困难，现在改为五年一次，就是这样培训费还要自己掏腰包垫付。”

　　待遇低，经费少。“现在国家下拨给县乡的科技经费比较少,农村税费改革后，大部分的乡镇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除了人员的工资基本上就再没有什么富裕资金来搞农业技术推广。不少乡村负债累累，发工资都很困难、更没钱来投入农技推广。”吴帮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全站23名技术员，下乡一趟来回车票，远处得30元，近处也要20元，每人一年按下乡30次计算，差旅费就得近2万元。而中心每年的办公经费才不到两万块钱。

　　说起推广经费，该县官亭镇农技站站长邹浩坦言：“单去年一年，我的电话费、车旅费就贴了三千多块钱。”

　　农民需要科技

　　肥西县柿树岗乡乡长周宗兵告诉记者：“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的种地热情很高,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力度越来越大，他们对农业技术的渴求也比往年更加强烈。”

　　事实也是如此。

　　7月14日，肥西县几家涉农部门在该县山南镇开展了一次“送农技下乡”活动，成千上万个农民，天刚亮就从四面八方赶来，十几个农业专家的咨询台前都被围得水泄不通，有咨询农业技术的，有邀请专家到田里看看的，有索要电话号码的。县农技推广中心张大来带去的上万份农业生产宣传资料和一百张名片，一刻工夫就被抢完。农民王军代表大家道出了心声：“上面要能经常性下来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就好了”

　　今年四月，三河镇九联圩村王光文等几位农民种植的大棚蔬菜突然得了枯萎病，他们束手无策。“当时我们就找到了镇里的农技站，要不是他们来得及时，几个大棚蔬菜有可能全部报废，要损失几万元。”三河镇九联圩村村干部王光武说，“现在农民不是不需要技术，而是太需要农业技术了！”

　　体制亟待创新

　　“农村外有的是技术，农村内多的是农民，只是在走到乡村时就成了断路，才形成了‘最后一道坎’现象，主要原因是就将农业技术推广任务压在县、乡、村，而这是基层根本无力承受的。”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杨世安一语破的。

　　安大中国三农研究中心张德元教授认为：农技推广难问题在全国普遍存在，这需要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法规来解决。

　　他建议：要明确乡镇农技推广服务机构职能，合理划分农技推广服务机构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活动，承担公益性的，经费主要由财政保障；对于经营性的，在政策上给予支持，使之逐步走向市场。

　　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农技推广服务能力，通过财政拨款以及从支农资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等方式，筹集农技推广专项资金，用于实施农技推广项目。

　　要支持社会服务组织发展，形成多元化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各界的科技人员，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开展农技推广服务活动，促进科技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政府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农村培养“种、养、加”能手和经营能人。使基层形成一个以国家农技推广服务机构为主体、多种成分共同参与，相互竞争、相互补充的农技推广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