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越炮轰越走红

　　十几年来，我坚持与电视文化结合，一直走到今天，突然发现，以前那些不断反对我上电视的文人，现在也偶尔在电视上露脸了，只不过他们觉醒太晚，出场匆忙，表情和衣着总是不太妥当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上海

　　2006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再一次让余秋雨成为舆论的焦点。据央视调查曲线显示，青年歌手电视大赛中，文化素质部分“评委点评”那个时段的收视率，往往比歌手演唱的时段还要高。有观众说，看青歌赛只为听余秋雨点评；也有观众认为，余秋雨借着青歌赛“卖弄”学问。

　　余秋雨自己定位比较明确，“文化试题对歌手不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是借着歌手，和全国观众一起做一个高尚、愉快的文化游戏。一开始有人说余秋雨和徐沛东先生是不是在台上有卖弄知识之嫌？那么我就讲了，徐沛东先生和我年纪都不小了，做了那么多年老师，我有必要在电视台卖弄李白是唐代的，徐沛东卖弄贝多芬是德国的吗？文化是需要传播的。我们没有阴暗的东西，我们当然要倾吐给大家。”

　　电视不是“名利场”

　　当代文坛，被明星化最厉害的大概要数余秋雨，被妖魔化最厉害的大概也是余秋雨。

　　先是古远清在《文艺报》上揭发余秋雨写过一篇《评斯坦体系》，说这篇文章给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造成了致命打击。余 杰所说的那个自称“当年同事”的孙光萱也亲自现身。与此同时，肖夏林揭发余秋雨为深圳做顾问、说好话，收受一套豪华别墅；朱大可批判余秋雨的文化考察是“文化口红”……一时间，余秋雨成为众矢之的。

　　2004年，在“群殴”中度过了十年的余秋雨借个人“记忆文学”《借我一生》的出版，宣布就此封刀收笔。不过，退出文坛不代表退出文化圈，从今年元旦开始，一档全新的脱口秀节目《秋雨时分》在凤凰卫视黄金时段播出。节目是典型的余秋雨风格：一身黑衣，45°侧面，就一个话题展开5分钟的talk show，讲完，还会提供一段即兴幽默的“秋雨录”。

　　《秋雨时分》的制片人刘飙说：“余老师坚持每天只占用几分钟的时间。如果每天占用太长时间，总是这张脸，难免会使观众生厌。由于是电视，观众范围广泛，所以不能太专业、太艰深、太严谨。因此会采用《世说新语》式的方式，但背后又有一个大结构，前一个部分谈文化理念，后一个部分谈文化的记忆。”

　　余秋雨自己说，“(有)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崇尚无效文化，鄙视公众传播；崇尚暗箱操作，鄙视坦示透明。我比较高兴的是，十几年来，我坚持与电视文化结合，一直走到今天，突然发现，以前那些不断反对我上电视的文人，现在也偶尔在电视上露脸了，只不过他们觉醒太晚，出场匆忙，表情和衣着总是不太妥当。”

　　他否认电视是“名利场”的说法，“中国人很奇怪，二十年前我出任高校负责人，也算一个正厅级干部，完全没有时间进行写作和研究了，从来没有人认为那是名利场。后来，我辞去一切职务，甚至不参加一切协会，既没有位子也没有圈子，只不过经常出入电视，居然成了‘名利场’了。电视界的邀请，我只接受了1%。”

　　“明星化”生存

　　作为最早和电视结缘的文人之一，余秋雨凭借大众媒体赢得了大量的掌声，也得到了足够的臭鸡蛋。

　　商务印书馆一位挚爱他文字的读者在看了他作为特邀嘉宾主持人参加凤凰卫视万里历险的节目以后，著文表达仰慕之情，“在危机重重的北非、中东、南亚沙漠间历险，连食品、药物也难于携带，更不可能带什么书籍，余秋雨教授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匆忙地对着镜头向广大观众讲述，而且所有的谈话都是即时直播，全球收看。途中还要每天写一篇不短的文章立即传真到全球各大华文报纸连载。据说由于行途匆忙，他写完半页就被身边的技师抢过去发走，连复看一遍的可能都没有。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全球各华文报纸的无数读者天天读着他畅谈埃及文明、阿拉伯文明、以色列文明……”

　　这些文章后来就结集成了《千年一叹》一书。在考察欧洲时，九十六座城市的古今文史掌故，仍然是天天发送天天连载，结集成了《行者无疆》。

　　大概是电视传播的独特性，许多知识性的内容一听而过，很少有人去追究其中的瑕疵，结集成文字以后，却受到了不少熟悉当地历史的读者的批评，指出其中不少史实、地理和典故上的硬伤。许多人骂，许多人爱，许多书轰轰烈烈在卖，中国学者的“明星化”生存，余秋雨是标本，也是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