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生

　　全国公安机关沿用多年的“指标制”，在北京已成历史。“过去交警罚款有指标，反扒抓小偷也有指标”。但“指标制”成为百姓投诉焦点后，取而代之的“数据常量”，则是一个发案合理值，包含3大类14项数据管理。全市每一个角落，都有这些数据，“哪个地方哪类犯罪高出设定数据，就表明不安宁，民警没完成任务”。从“指标”到“数据常量”，这是一个由“定性”到“定量”的突破。（《新京报》7月31日）民警罚款有指标，社会上广为诟病，警方不敢承认，这种现象已存在了多年，其影响之恶劣，岂止百姓深恶痛绝，公安系统自己更清楚。正如北京市公安局长描述的，以往迫使“树阴下的交警”积极工作的最简便方法，就是“下指标”——罚款多了，说明你的工作尽心尽力了。而“指标”的最大弊端，不仅是警察千方百计设套罚款、于工作质量无补，而且全月工作量集中几天完成，给百姓造成的感觉，又怎么不是“交警就知道罚钱”呢？

　　社会治安实行“数据常量”管理，最根本的变化在于，一个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有了数据化考评机制，而随着这种机制的诞生，对基层民警的考核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一是改变了“大拨轰”式的工作模式，每个人的工作责任更明确了，谁的责任段出了事，责任就是谁的。按说，这样的思路并不新，但是在不具备“数据常量”管理的条件时，即使意识超前，也是难以落到实处的；二是可以从结果倒推工作成绩。以往的罚款定任务，抓小偷定指标，是因为在大团队作战的思路下，找不到更好的考核方法。而有了“数据常量”控制，责任区的治安效果，就是责任人最根本的指标。而完成这个指标，也许没人催你，但是你却不敢怠慢，而且不用智慧，不鼓实劲，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以人为本，是近年来社会治理的热门词汇。而不少人又往往把以人为本理解成为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事实上，以人为本的内涵远不止于此。将工作指标予以科学量化，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让下属自由发挥的空间更大，同样也体现了以人为本。

　　倡导科学发展观，首当其冲应该改变过去那种粗放式、风暴式、行政一统式旧观念，北京公安部门废除指标制，应该说是为此迈出了可喜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