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今年上半年，全国GDP比去年同期增长10.9％，增速比去年同期快0.9个百分点。这其中，第二季度增长11.3％，为10多年来最高水平。位列增速前两名的江苏、山东更是达到15％以上。与往常一样，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仍是拉动各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29.8％，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28.8％，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了5.6个百分点，其中第二季度增长30.9％。

　　在这种背景下，政府、专家对于经济是否存在过热，再度展开辩论。而高层已通过实际的措施对此作出定论:上一周，中央政府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强硬措施。高层反复强调，各地要配合宏观调控，为投资热降温。国家发改委也说，下半年将出台更多调控措施。

　　这些行政性措施如得到切实执行，当可抑制投资过热。但是，如果要确保这种投资过热不致再度反弹，恐怕还需要在技术性调控措施之外，思考改变形成目前经济增长模式的制度基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一项根本性的结构变化:经济增长的政治推动力从中央政府转为地方政府。分税制改革让各个地方政府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并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新的财权与事权分配模式。大量公共品供应责任由市县政府承担，但当时给地方政府的财权并不与此匹配，地方政府必须寻找新的财源。同时，经济增长业绩在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中居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在目前的体制下，政府对各个资源仍然保持了强大的控制权，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控制信贷、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

　　于是，地方政府就既有动力、也有能力通过吸引投资、通过政府的直接投资，推动本地经济增长，从而获得财政收入。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繁荣起来，并迅速成为城市的支柱产业。经济专家普遍承认，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就是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增长的竞争。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增长冲动，各地“十一五”规划经济发展目标即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规划确定的增长目标是年均7.5％，但各省普遍定在10％以上，甚至达到13％。到了市县一级，这种GDP政绩竞赛更为激烈。

　　这种竞争为投资创造了非常优良的环境，而地方政府也确实从投资增长中获得了丰厚的财政收入、亮丽的GDP业绩，这些也都变成了好看的政绩。但是，这种地方政府竞争也使得各地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从而蕴涵着相当严重的金融与经济风险，且其直接造福民众的能力严重下降。比如，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5年GDP增长率为9.9％，但该年末全国就业人员仅增长了0.824％，已经成为“无就业的增长”。

　　而对于这种增长的动力——投资转为地方政府，这也意味着，中央政府出台的以行政性措施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可能在地方层面被稀释、截留，宏观调控不再像以前那样立竿见影。相反，就像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过程已经揭示的，一些地方政府驱动的投资热似乎对宏观调控措施产生了免疫力。

　　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要发挥效果，就需要对造成投资始终高热不散的制度基础进行反思，基于建立健全的市场制度的长远视野，在技术性调控措施之外，探寻制度变革的可行方案，从而使宏观调控不仅有效抑制本轮投资过热，更能确立一个不再出现类似投资过热的增长机制。

　　基于这种考虑，首先，宏观调控应打破对行政调控的迷信。行政调控措施需要依赖地方政府的执行，而地方政府本来就是投资过热的始作俑者。因而，用行政手段调控投资过热难以实现。突破这一死结的办法，就是更多相信市场，依赖独立的货币政策。它不需要经过地方政府环节即可直接作用于经济活动主体，而这种做法也合乎培育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体制这一大方向。

　　其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必须健全地方政府间为了增长而竞争的约束机制，引导这种竞争趋向良性。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健全对地方政府的内在民主约束，即让地方政府官员对民众负责，让民众用政府满足自己偏好的程度来评价官员政绩；其二，健全对地方政府的外在法治约束，即通过健全司法体系，更有效地保障民众权利，使地方政府不可能通过牺牲部分民众权利、利益的方式吸引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