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捐助和受助全过程进行审计

　　 主持人：这个活动最开始做的初衷是什么？

　　 宣登：当时这个活动99年开始做的时候，还不是特明确做哪个群体，大学生里有很多群体。当时在调研过程中，比如中央民族学院贫困生比例就更高，都是外地来的，有很多都是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就更高，当时同事就想希望工程既然是关注教育，最开始做的关注是小学生，是不是也能关注大学生。课题组的几个同事研讨的时候能不能关注大学生，而且作为教育是一个漫长的，作为家庭是投资也好，国外很多地方都是作为投资，终极投资出来，那就是上大学。中国比较好的就业，改变家庭命运就是上大学，你资助学生资助了一半，特别像城里的孩子跟其他外省不一样，北京的孩子或者在北京上学的，如果没有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在现在的社会他的出路在什么地方？调研出来以后，从2000年以后，教育资助体系是连续一贯的，现在大学生叫学子阳光，除大学生以外的，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就叫希望之星1+1，当时就是小学，不涉及初中、高中，现在的调查结果是这样，家庭还很困难，除非这个孩子上了大学，找到一份工作，否则的话会持续的，而且可能会越来越边缘化，比如说父母下岗了或者50多岁了，因为学历比较低，或者企业倒闭了、转型了，波及到他，他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以后，他既没有知识，这个社会需要知识，另一方面也没有体力了，因为50多岁了，如果他的孩子还是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就是资助到小学，初中也不管。实际上小学上学就困难，到高中也是困难，这个困难不是一天，长时间就是这么下去的，甚至家里有一个有病的，父母俩中有一个得了大病，背了一屁股债，高额的医疗费用，很多您都还不清。这种情况可能是持续的。

　　 这个观念要在老百姓当中接受，很多捐助孩子，我捐一个，从小学开始捐，现在里有一些捐助到大学了，条件允许的，有这种情况。

　　 主持人：这样好一些，从希望之星到学子阳光，捐助人和受捐者互相都比较熟悉。

　　 宣登：我们社会的一些企业可能对大学生的一些情况不太了解，我跟一些朋友聊，他们也不赞成，说他们应该自立了。

　　 主持人：我知道有的慈善机构在做大学生的，企业的捐助稍微多一些，我们从99年就开始了，6、7年做这个事情，打的基础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为什么这个企业反倒参与的少一些。

　　 宣登：可能和我们这些项目的设置有关系，这个项目设置的时候，就是一对一的，要透明的。

　　 主持人：这样的好处在哪里？

　　 宣登：因为各个机构情况不一，比如有些机构是全国性的机构，知名度各方面确实比我们好，我们是一个北京的公益机构，从这些年社会各界的关注程度来看，更多的是老百姓对我们的关注，我们在设计活动的时候，更多的还是面向老百姓，捐助方是老百姓，接助方也是老百姓。我们最早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也是这个出发点。这些年我们筹集捐款发放大概800多万多元，学生大概也有三四千人次，有些学生已经毕业了。按照主持人的想法，数目不够很大，从我们的角度也感觉需要社会的关注，从百姓的关注程度来看，这几年每年的情况都是一年比一年好。

　　 主持人：有的大学新生因家庭困难也想申请学子阳光，现在还能申请吗？

　　 宣登：学子阳光做的时候，绝大部分的孩子都知道这个消息。工作重点是我们手头的孩子，做完之后，也可能很快这些孩子就会得到资助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再找一些孩子去做。但是从现在情况来看，还是要把现在的事做完。

　　 主持人：有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比较关注，就是作为公益机构，你们是如何做社会监督和自我监督的？

　　 宣登：这个活动我们找的是晶鑫磊会计师事务所，每年对我们项目进行审计，这个项目要审计，现在是公开的，一个捐方到我们那里去捐钱，在网上确定孩子之后，把钱交给我们，当时把他的信息录到电脑里，就会找到，我捐了钱，比如在一分钟之前捐了钱，一分钟之后就录到电脑里，因为这是一对一的，这个孩子在我们那里只能得到一份资助，得到捐助之后，这个孩子在网上不出现了，比如现在有152名孩子，明天到网上搜索只有150个，肯定有两个孩子被捐走了。

　　 主持人：就是说捐助人之间和捐助者之间可以互相联系？

　　 宣登：捐了钱之后可以联系，我这个机构在网上，随时可以查了，比如我捐了四千多块钱或者更多，捐了以后，马上工作人员结完帐，就录到网上，给你一个捐赠号，我捐了4千多块钱，给一个捐赠纪念卡，给一个收据，告诉一个号，这个号就是我捐赠的号，一查我这个号是多少号，电脑里也有，爱心网里有登记。这样也便于审计，当然还有收据也是要审计的，开了多少张收据，收多少钱，最后发了多少钱，全过程都要审计。这些项目既然是面对百姓的，百姓对于透明公开是非常在意的。这是我们做工作里也是做得比较细的。

　　 主持人：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家都觉得非常好了，在学生的选择上，你们采取了自己报名的形式，你们确定500个人，可能有一万个人报名，这一万个人当初都认为自己是贫困的，你们怎么确定这500个人。

　　 宣登：当初报名肯定比现在多，但不是特别多，不是说500跟一万的关系，除了我们一家做公益，关注这些大学生之外，还有其他的公益机构也在关注大学生，各自都在找，根据自己的资助的标准和工作理念在找自己的优秀贫困大学生。在我们这块体现两个，一个是优秀，一个是家庭比较困难。这两个概念不是绝对的，比如说如果这个孩子家庭比较一般，不是在低保，可能在低保上下或者低保稍微高一点，但是学习成绩比较好，这是我们要考虑的。还有一种切断家里很困难，可能是孤儿，但是学习成绩不像前面说的一类很好，但也是我们要考虑的。这个东西严格地说取谁不取谁，不是我们说了算，由捐方来决定的。我们现在确定大学一本的学生，家里有困难的，这不是我们定的标准，这是这么多年捐赠过程中，不断摸索捐方的要求，我不能弄那么多学生弄到报纸上、媒体上，没有人捐，那对孩子的伤害太大了，我们是综合了大多数捐赠者的想法，但是说是不是一定就是只要学习好，家庭稍微困难一点就有规定，有的上二本，甚至有的上三本，甚至有的上大专，也有捐方我就捐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非常不容易，他家庭不好，我就要捐他。

　　 主持人：我理解这个一对一的捐助形式，给了捐助者选择的权利，也保证了学生的各种形态都有，比较全面。

　　 宣登：应该是这样，应该说学生学习成绩好有优势，作为我们公益来说，家庭困难的学生特别从小学开始一直考上大学是挺不容易的， 实际上可能一个成绩因为学习条件不一样，付出的努力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这次做的宏志班的学生，有些就没有考上一本，可能是二本，但是社会上对他们的精神，这种努力很认可，现在还有一些学生没有被捐助，但是问题不大。总得标准不是我们定，划一个干部说谁行谁不行，主要还是从捐方的角度来考虑。

　　 主持人：阳光学子今年主题活动是针对刚刚考上大学的，往年有没有针对大二、大三、大四的？

　　 宣登：今年在做活动的过程中，有些往年捐赠的人，比如去年捐的，今年学生上二年级了，每年有人专门做这个事，他这一年很忙碌，除了做新生，二年级、三年级，甚至有的捐方愿意捐到四年级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每年有相当一部分还处在二年级、三年级。

　　 主持人：占多少比例？

　　 宣登：比例不是很大，大概一年总得有20、30%。第一种情况比如今年捐了500个，到了明年有相当一部分捐方我就是救急，我今年帮助你上大学，今年一年适应大学的生活了，因为中学生变成大学生了，不了解校园，不熟悉生活，学习方式不一样，今年基本上不用打工，你去适应了。明年你就自己想办法，要自立了，有一部分人不这么做了。还有一部分人愿意资助，你要去打工，首先要学习好，因为很多孩子身体都很弱，因为家里很困难，营养也不够，身体很弱，首先要学习好，但是在身体比较能吃得消的情况下再去打工，如果不行再跟我说。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清华的学生，他学费很高，一年都好几千块钱学费，第一年人家资助他，过了几年以后，每年都要求给捐方写信，我不需要那么多钱了，第一年资助他八千多块钱，第二年跟他说我现在需要五千多块钱就行了，第三年说我需要二千多块钱就行了，第四年说我不需要资助了，我现在有课题了。相对理工科学生比较好一些，文科的学生差一些，只能做家教，遇到好的学校，家教比较容易一点，学校知名度差一点，或者不是有名的学校，实际上学校也不错，但是做家教困难多一点。

(责任编辑：刘新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