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本报报道《葛红兵易中天卷进“品三国漩涡”》引来不少读者回馈，特别是南大中文系教授张光芒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语惊人——易中天的历史观有问题，更是引起很多读者的强烈关注。有些读者对张教授的观点也提出质疑。那么，张光芒教授为何“蔑视”如日中天的“百家讲坛”，他对时下的一些焦点文化现象有何更深入的剖析？本报记者昨天下午再次专访了这位语出惊人的中文博士，就“易中天热”、“孔子章子怡ＰＫ论”、“超级女声”现象等等，文化启蒙和大众娱乐的层面来了一番对话。

　　百家讲坛：

　　讲坛不应成书场

　　“易中天等人的火爆，不是启蒙的胜利，不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结合的胜利。”

　　易中天火爆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百家讲坛》做后盾，借助这个后盾，培养了阎崇年、刘心武等一个群体。

　　无疑，不管在媒体上的表现，还是民间的声音，都显示这是一次双赢。张光芒博士解释说：“百家讲坛的出发点是好的。”“好在它代表了学院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主流媒体三者的结合。”而这三者长期以来是处于一种“断裂”、“不搭界”的状态。

　　同时，“让学院文化走向大众，让精英思想走向民间，让大众提高文化水准、趣味修养和心理素质，这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五四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组织的‘平民讲演团’就是很好的例子。”

　　2001年7月9日开播的《百家讲坛》，创建时的目标十分宏大：为大众普及知识。当时还有一句宣传口号：“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为此，栏目组大到天体物理，小到衣食住行；雅到美学，俗到研究不孕症，无不通通涉猎。而主讲人也个个来头不小：杨振宁、周汝昌、叶嘉莹……都是声名不凡的大家。然而，节目组费尽心思，收视率却异常惨淡。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百家讲坛》策划人解如光笑着回忆：“当时还有人感叹‘为什么阳春白雪的东西总是曲高和寡’，但大家终于意识到，‘观众不变，那只能我们变。’”解如光认为，“我们节目做得不错，只是做得过专、过雅，和百姓间有距离，最终节目将观众群定位在初中文化程度以上。”

　　“然而，长期以来，学院文化并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而这间接地导致了大学精神的沦丧。现在的大学争相开设的是应用型、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评价大学的一个指标就是就业率，大学一味地讨好市场的趣味，本身就说明了学院启蒙精神的缺席。”

　　张光芒博士提出：“大众文化到了被启蒙的时候！”他认为诸如百家讲坛、市民讲堂之类的启蒙并没有取得成功，“效果不是十分理想”。他强调说：“讲坛应该在充分保持品位的同时，提高关注度。但像易中天这样把三国演义变成娱乐化、庸俗化的解说、表演，肯定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而张博士所理解的“成功”，主要指“讲说者不能丧失自己独立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并且，“内容不能娱乐化，在讲述的方式、表达、语言上可以适当迎合大众的口味，但是在价值观念与科学思想上必须有一个精神标高。”

　　当记者质疑道，“当初百家讲坛大师云集，但是收视率却一直不见好，如果如您所说，那百家讲坛肯定又回到当初了？”

　　对此，张博士回答说：“百家讲坛这样的栏目肯定不能用收视率来衡量成败的，它的影响是要逐步形成的，‘一炮走红’的肯定都不是正确的启蒙路线。”

　　孔子ＰＫ章子怡：

　　文化精髓不能改

　　“孔子是文化的象征，章子怡是娱乐的符号，他们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张光芒博士积十余年精力致力于“启蒙”的研究，先后出版《启蒙论》、《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等著作，将研究的笔触放在百年中国的启蒙史，最近对当下文学文化现象中的“启蒙”精神也颇有研究。甚至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先生在给张光芒的新著《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序言中称之为“张启蒙”。

　　董健教授对“启蒙”的理解是：“指一切唯客观真理是求的理性活动，是指人类思想史上与当前现实中一切反封闭、反黑暗、反僵化、反蒙蔽、反愚昧，总之一句话就是反精神奴役的思想运动与文化精神。”

　　前段日子炒得沸沸扬扬的“孔子章子怡ＰＫ论”，有论者认为是“启蒙思想与传播机制之间的问题”。张光芒博士直言不讳：“二者根本就不应该放在一起比较，孔子是文化的象征，章子怡是娱乐的符号，他们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张光芒博士清了清嗓子，说：“二者结合的难度相当大，易中天就是一个例子。在启蒙方面，本身他是一种尝试，但是目前他的讲解无法在解决中国道德的困境方面有所突破，作用自然也乏善可陈。”

　　“如果让民众产生‘重义轻利’看法的话，那么易中天是成功的；如果易中天的讲解在民众中造成的是‘真小人’比‘伪君子’可爱的话，我想易中天肯定是失败了。”

　　张博士严肃地说：“归根到底是他把生存的智慧抬高到了比生命终极意义还高的高度，把三国演义中本属于‘大道’的东西，都妙读为实利和技巧，你说他宣扬的价值观对吗？”

　　但是，易中天还是火爆了，并且在老百姓中有着相当的市场，原因何在？当记者就这一问题探讨时，张博士笑着说：“那是因为以前老百姓看三国，是在关羽、诸葛亮等人身上有着自己的精神寄托，他们身上有着我们不具备的品质，因此产生距离美。而现在易中天的讲解贴近民众的实际感受，让老百姓感到英雄和我们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也是很功利地看待实际问题，这又产生了一种亲切感。”

　　“他本应借此机会唤起大众的道德心的，遗憾的是在易中天这里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张光芒感叹道，“这样一种方式反而加重了存在于大众文化中的‘偏见’与‘无知’。”

　　超级女声：

　　注定不能长久

　　“这是一个以‘积极自由’的方式制造了一场‘消极自由’的消费神话。”

　　针对两年来火爆一时的“超女现象”，张博士表示他平时也有所关注。“超女一下子热起来，又一下子冷下来，绝非偶然，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他分析说，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在主流生活中处于劣势，尽管民众的声音有着很广阔的市场，但是“声音的微弱化、地位的边缘化、精神需求的被动化”决定了他们的民主参与意识受到压抑，这种潜在的参与冲动与自主热情，是需要得到正常释放的，现状恰恰相反。“湖南卫视正好抓住了老百姓的这一潜在需求。”同时，“‘超女’的大众参与机制也为这种需求找到了突破口。”

　　张博士打了个比方：“在超女产生过程中，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一票与马上产生的名人相联系，这就让参与者感到自己参与的‘重大’意义。”

　　猛吸了一口烟，张博士接着说：“在日常生活中，一位普通老太太的市政建言，能被政府采纳吗？”

　　“可能性几乎为零！”他自己回答说。

　　但是，超级女声作为“突破口”，它“一方面满足了民众民主参与的需求，另一方面却又是一种变态的突破口。因为它是在商业、娱乐和民间的区域之内，还不能算是民主参与要求的正常满足。”张光芒引用了一个理论化的术语说，叫做在“消极自由”的范畴之内。

　　因此，张光芒博士给“超女现象”下了一个定义：“这是一个以‘积极自由’的方式制造了一场‘消极自由’的消费神话。”

　　近日，央视索福瑞收视率数据统计显示：上周五“我型我秀”全国17座城市平均收视点数为1．3，而2005年大热的《超级女声》还比之少了0．1。一手打造“超女”的天娱公司老总王鹏日前在接受采访时明确透露：“明年我们不做‘超女’了，改做‘超男’。2004年我们曾经做过，当时郑州的报名人数超过3万，说明‘超男’这个市场空间很巨大。”不可忽视的一个背景是“超女”自去年评选结束后就一直绯闻不断，今年又遭遇关注度明显降低。

　　对此，张光芒博士指出原因在于“超女是中国经济文化环境中结出的怪胎，注定不可能长久的。”“哪怕它换成超级男声，本质上越接近超女，寿命就越短。这种非理性狂热，稍一积淀，便会走向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