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几种“买官卖官”案典型分析

　　近年来，官位买卖的恶性腐败案件屡见报端，从“官帽批发商”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到“建国以来最大卖官案”的黑龙江省原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再到最近查处的陕西省商洛市原市委常委、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受贿案，其性质之恶劣足以令人震惊且愤怒。对这些典型案件分析发现，有三种趋向最值得我们关注。

　　最大胆的卖官案--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掌握实权就搞“官帽批发”

　　武保安在翼城主政的短短8个月期间，玩弄权术、践踏制度、大肆卖官索贿，29次非法收受贿赂88.8万元人民币，案发后被检察机关扣押冻结的财产共计人民币781万余元、美元89591元。耐人寻味的是，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武保安及其妻子王临风多次感慨万端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县委书记拥有了官帽的“总批发”权，拥有县长不能企及的“一锤定音”话语权。武保安“卖官”有其固定“程序”：大造舆论、撬动人心，游讲索贿、提高要价，选择时机、反复受贿，论贿行赏、以贿定官。他故意将调整干部的时间拉长，等待来者上钩。他可以预先圈定名单，再授意组织部门“履行程序”，使集体领导沦为虚设。

　　近年县委书记岗位沦为腐败“重灾区”，仅在安徽就接连有定远县县委书记陈兆丰，颍上县委两任书记张华琪、徐波，涡阳县委书记徐保庭等18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被查处。剖析武保案这个腐败切片，“一把手”权力过大、监督乏力的病根触目惊心。

　　最隐蔽的卖官案--陕西省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名行“买官卖官”之实

　　被百姓讥称为“卖官书记”的陕西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卖出了27顶“乌纱帽”。值得注意的是，张改萍在卖官过程中，钻了陕西省干部制度改革的空子，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名、行“买官卖官”之实。她卖官的时间从2000年直到2005年，几乎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大力推行相平行。在任期间，她对干部工作“常抓不懈”，甚至在被“双规”之前不久，还在“积极探索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严格对各级领导班子干部的考核、程序、范围、内容以及评定的标准”，要“使干部管理走向规范化和合理化”。在卖官过程中，张改萍并不总是“一言堂”，而是善于“运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的“手段”。区纪委副书记陈某想当教育局长，借了30多万元送给张改萍。张改萍通过搞“民主推荐”，在民主推荐会及区常委会上带头投了陈某一票，最终让陈某如愿以偿。

　　相较以前的同类案件来说，张改萍假改革、真卖官，把“买官卖官”交易程序化、合法化，其行为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给我们的反腐工作增强了难度，也敲响了警钟。

　　最令人震惊的卖官案--马德案查出“卖官腐败链”

　　2005年年中，被称为“新中国最大卖官案”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在北京一审宣判：因收取17人贿赂603万余元，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不仅如此，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也被卷入此案，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其中，曾向马德行贿50万元买官的黑龙江绥陵县原县委书记李刚被判处无期徒刑。此案还牵涉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

　　在马德案中，一方面，上级组织部门“不作为式”的庇护“买官卖官”的行为，使得马德可以向省委组织部领导进一步谋求在绥化的官位经营权，曾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韩桂芝、任省人事厅厅长的赵洪彦均牵涉其中。另一方面，一些县级官员高价向马德等买官，然后通过收取下面科、股级官员的贿银来弥补，更低级的官员财源则来自横征暴敛，于是形成了可持续的现金流。这使得上下游市场通过卖官者实现了“沟通”，“买官卖官”从一种偶然交易逐步演变为标准化交易的市场，最终形成了“卖官腐败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