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广州后，检察官们很快从房管部门的电脑中找到了王庆明的独子王丹。资料显示，他于1999年在天河区东莞庄路天怡新村买了一套180平米的复式商品住房，购价91万元。

　　2004年8月6日，专案组开会决定南下广州。

　　8月7日，星期六的早晨，反贪局长孙庆阳带着三位干警驾车出发了。一路上，他们不敢进城住宿，只选择小县城的靠郊区一带择店而住；饿了，就去找几块钱的那种快餐饭。出门在外，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既要为共和国的反贪事业鞠躬尽瘁，又要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家中的老婆孩子。

　　早在出发前，专案组就精心研究了到广州的行动方案。但当初的推断是否正确？偌大一个广州能否找到王庆明的儿子王丹？大家心里也没底。

　　抵达广州后，检察官们首先从房管局着手，查询所有商品房户主，寻找王庆明的儿子王丹。

　　很快，检察官就从电脑里列出的十八个“王丹”中找到了王庆明的独子王丹。资料显示，他于1999年在天河区东莞庄路天怡新村买了一套180平米的复式商品住房，购价91万元，但是到2003年，房子却转卖给了一个叫陈雪的人了。检察官们立即想到一个问题：这是真卖还是假卖？

　　事后证实，这果然是一个“障眼法”，陈雪原是王丹的表姐。

　　来到天河区东莞庄路天怡新村，检察官从保安那里了解到，王丹仍住在那栋房里。他买有一辆日产的“风度”轿车，这会儿在家。

　　在保安的配合下，检察官来到王丹家，可是敲门后只听里边有狗叫声，却就是没人开门。这是怎么回事？事后才得知，那天是保安看错了人。王丹在得知他父亲被“双规”后，就已经做好了随时出走的准备。那天，王丹并没有回家，而是请他的一个朋友把车开了回来。保安只认出了那是谁的车，并没看清是谁在驾车。而且王丹还给他的朋友交待说，如果遇到有不认识的人，尤其是贵州来的，千万不要说他在哪里。

　　就在检察官们敲不开门下到楼脚时，王丹已经从电话中得到了消息，当即找到女友，带上早已准备好的换洗衣物、房产证、所有存折、现金、购车凭证以及准备出国留学的证件跑到朋友家躲了起来。

　　而此时，检察官们仍在王丹家附近蹲点守候。大家躲在车上，既不敢开空调，又不敢开车窗。八月的广州，酷热难耐，就在样，检察官闷在车里守了一晚上，可还是不见王丹的踪影。不用说，肯定是哪里走漏了消息。

　　这下可好，茫茫人海，去哪里找王丹呢？

　　除了那套住房以外，检察官们还查出王丹买了一套价值92万元的门面房，再加上他的轿车，已初步查出了王庆明的200余万元的赃物。就凭这一点，王庆明就已经不再敢说他没有问题了。

　　于是，孙局长把王丹逃跑的情况给“家里”的王小华副检察长作了汇报，并商定由“家里”的同志马上提审王庆明，并对他晓以厉害：他儿子已经涉嫌窝赃犯罪。如果他还关心儿子的前途，就劝儿子主动来把事情说清楚。

　　王庆明权衡考虑之后，终于同意给儿子打电话。

　　就在提审了王庆明之后的第二天晚上11点过，王丹带着他的女友回到了天怡新村家中。

　　检察官们又对王丹的“风度”车进行了仔细搜查。结果在一个工具箱底层，搜出一个“民生”银行存折的密码密封笺。“这是什么？你真的想坐牢吗？”面对检察官的质问，王丹顿时头上冒汗，脸色骤变。

　　当天晚上，检察官搜查了王丹的住房，结果只在一个皮箱里搜出刚从银行里取出的5万元现金。

　　王丹承认，他才工作1年，这些房子、车子、门面，都是他父亲的钱买的。他已经考上了“雅思”，即将去英国留学，两天后就可以拿到护照出国了。

　　除了被搜出的5万元现金，王丹矢口否认他父亲还有存款放在他那里。

　　经过一番心理较量，王丹又交待他在广州中国银行燕岭支行还有一个保险柜，开保险柜的钥匙埋在阳台的一个花钵里。

　　找出钥匙，检察官们以为胜利在望了。殊不知到银行打开保险柜一看，只有一包金银首饰，最值钱的只有一块价值约一万元的雷达手表。所有东西加起来，价值不过5万多元人民币。这说明，王丹还有重大隐瞒。

　　接下来，调查只好从银行入手。工商行、农行、建行、发展银行……检察官一家一家地开始了调查。

　　结果，还真查出了王丹的六个存折，但有三个早已销户，而另外三个的帐面上并没什么钱。

　　但细心的检察官们还是在王丹的帐户上查出了三笔来自贵阳某银行的汇款。一笔是2004年4月23日，贵阳一个叫崔艳的人汇入20万元人民币；另两笔是贵阳一个叫王刚的人汇入的，一笔是80万元，另一笔是100万元。

　　奇怪的是，这些钱都是在王丹买房后才汇过来的。这两人为什么要汇这么多钱给王丹？这些钱现在到哪去了？

　　检察官们又对王丹的“风度”车进行了仔细搜查。结果在一个工具箱底层，搜出一个“民生”银行存折的密码密封笺。“这是什么？你真的想坐牢吗？”面对检察官的质问，王丹顿时头上冒汗，脸色骤变。

　　原来，这正是最关键的一个存折。王丹把其他所有的存款全部转在了这个存折上。而且开户名用的是他的一个表哥“周宇”的名字。

　　“还有多少存款？”

　　“有，有200多万。”

　　“究竟有多少？”

　　“有，有，有500多万吧。”

　　事情败露，王丹的防线彻底瓦解。他交代，在珠海银行，他父亲还有一笔80多万的存款。在他父亲被“双规”以后，他共计转移了约600多万的存款。

　　此外，检察官们还查获王庆明买的一辆价值20余万的“威驰”轿车。

　　7号出发，15号胜利返程，此行共查获王庆明藏匿在广州的银行存款680余万元、价值100余万的住房一套及90余万元的门面一间、日产“风度”“威驰”轿车各一辆、金银首饰、手表等共计900余万元赃款赃物。

　　在凯旋的路上，检察官们都在感叹，好险好险。如果此次晚去三四天，那王丹肯定已经出国了，专案组还能查到这笔巨额的赃款赃物吗？

　　在铁的事实面前，所有的狡辩都是徒劳。王庆明终于慢慢吐露了他从1992年到2004年长达12年的受贿史。在王庆明的行贿名录中，一个王刚的名字出现频率极高，此人共计向王庆明行贿超过800万。

　　在铁的事实面前，所有的狡辩都是徒劳。王庆明终于慢慢吐露了他从1992年到2004年长达12年的受贿史。

　　早在1992年，王庆明的第一次受贿就是大手笔。那是在与贵州省科技印刷厂的业务往来中，他收下了该厂厂长邓某的人民币40000元。

　　这笔钱在当时已是不小的数目。这正印证了专案组立案前的分析判断，他收受张树人的10万元贿赂时，绝不是第一次。

　　在王庆明的行贿名录中，有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名字。

　　此人叫王刚，原是贵阳卷烟厂一位副厂长的儿子，最初在贵阳卷烟厂跑销售，后来辞职开了一家公司，专做纸张生意，因业务往来，和王庆明渐渐成了朋友。

　　当时的王庆明手下还有咀棒厂、锡箔厂、彩印厂三个分厂。1994年至1996年5月期间，咀棒厂由一个人叫邹国照的人承包，专门为王庆明的烟厂提供过滤嘴。

　　为了及时收回货款，1996年春节，邹国照给王庆明送了10万元。王庆明虽然笑纳了，可不到一个月，王庆明就打电话给王刚，让他来承包咀棒厂。

　　王庆明说：“我包你赚大钱。”王刚说：“行，要能赚大钱，税后利润分一半给你。”

　　就这样，1996年5月起，王刚就以自己“中旭公司”的名义承包了咀棒厂，后来又承包了另一个彩印厂。

　　据查，王刚前前后后共向王庆明行贿810万元。王刚行贿这么多钱，是心甘情愿的吗？案发后，王刚对检察官说：“实际是不敢不给，你不给，他就不让你承包，就卡你的货款。”

　　据王刚交待，王庆明最开始找到他，说自己包了个二奶，开销大。于是，王刚在贵阳建设银行开了个户，每月给王庆明存入2万元，前后两年共存入了50万元。

　　后来王庆明说要给在广州的儿子买房，向王刚索贿60万元。

　　1997年，王庆明告诉王刚说他要去美国考察。王刚便又及时送上9000美元的“考察费”。

　　经检察机关查实，从2002年7月4日至2004年4月23日，也就是案发前三个月止，王刚先后20次从贵阳相关银行汇款到广州王庆明儿子王丹名字的帐户上，汇款总金额为700万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王刚送的空调、彩电等贵重物品。

　　这样算来，王刚行贿王庆明的人民币总共是810万(不包括那9000美元)，这810万中，其中有一笔钱并不是王刚掏的腰包。按王刚的话说：“那是偷的税款，我不敢要，就全送给他了。”

　　那是1998年2月，王庆明给了王刚一个广州的银行帐号、公司地址，让王刚以“中旭”公司的名义汇款135000元。然后，他亲自给一个在广州的老朋友打电话，让对方虚开假供货(购铝箔纸)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方如数照办，虚开了12张发票，价税合计共872.5万元。王刚收到这虚开的872.5万元发票后，用这些虚开的发票做帐，向税务部门申报了抵扣税。单是这一笔，王刚的公司就免交了销项税款1267734元。按理说，这笔钱王刚可以揣腰包。但他不敢要，全给了王庆明。

　　“辛辛苦苦”受贿12年，却被检察机关一夜间追缴赃款赃物共计人民币839万元及美元2054元、港币4.8万元。经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庆明一审被判死缓，王刚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