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须防“双刃剑”效应

　　阿根廷银行改革三点教训值得借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阿根廷前些年全面向外资开放银行、证券领域，后来爆发了金融危机。专家认为，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昭示，引进银行战略投资者是一把“双刃剑”，在当前的金融领域开放中，中国应充分借鉴其中教训。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曹红光和副研究员杨斌研究分析说，阿根廷金融业开放历程，既有初期遭受的强烈冲击，也有外资大量流入带来的一时繁荣，但结局是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这表明，银行开放的彼岸未必就是“伊甸园”，如应对不慎，很可能风险重重。阿根廷银行改革中的三点教训尤其值得深入研究，引以为鉴：

　　教训一：银行业引进外资能促进增长，但稍有不慎就会受制于人。

　　阿根廷开放战略性产业后，外资进入银行业的速度极快：1992年，由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在全部银行资产中占82%，处于压倒优势；但到了1997年，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下降到48%，外资控制的银行资产则上升到52%，这意味着阿根廷的外资银行比重，在短短5年中猛增了4倍多。但阿根廷政府对此趋势未加防范，反而继续鼓励扩大开放。阿根廷民众和企业也纷纷将存款转向资本雄厚的西方跨国大银行，到2001年，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进一步萎缩至33%，外国资本占到67%，占压倒优势。外资银行还能全面经营阿根廷比索和美元业务，阿根廷经济出现日益加深的美元化趋势，美元流通扩大存贷款业务不断增长，货币局和联系汇率制削弱了金融主权，阿根廷政府逐渐丧失了金融调控能力，难以利用金融杠杆刺激经济发展，外债迅速增长，出现金融失控的局面。

　　杨斌指出，目前我国在银行改革中不应迷信“国际接轨”，而应警惕国际资本的渐进性侵蚀，防备其逐步削弱经济安全防线，绕过政府管制、获得突破口后发动全面攻势，来不及预防就迅速产生雪崩效应，像阿根廷等国那样突然爆发金融危机。

　　教训二：跨国银行不可能确保引进国民众的存款安全，反倒会带来资本外逃和存款冻结之害。

　　金融自由化初期阶段，阿根廷通过私有化出卖国企，能吸引一定外资刺激经济增长，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在逐渐卖光国有资产后，外资流入趋缓，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难以通过资本账户盈余弥补贸易逆差，政府税源减少难以应付沉重的外债包袱，金融外汇市场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大。这时，阿根廷政府才发现经济金融命脉已控制在西方手中，政府不仅丧失宏观调控能力难以扭转局面，也无法制止资本外逃并确保民众存款安全，甚至还丧失了继续吸引外资、寻求外援的谈判筹码。初始时西方金融资本逼迫阿根廷推行私有化，当阿根廷发生危机后外方又以没有国有财产抵押品为由，拒绝向其继续提供必要贷款援助。

　　阿根廷企业和民众为躲避金融风险，纷纷将手中的阿根廷比索转换成美元，存入花旗银行等外资银行的本地机构，但外资银行不仅没有成为避难所，反而通过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和洗钱活动，令阿根廷民众蒙受惨痛的财产损失。金融危机爆发后，阿根廷联邦法院和议会进行的调查表明，花旗、波士顿、汇丰等外资银行涉嫌违法滥用资金和资本外逃，将阿根廷民众300亿美元存款转移海外。其中一件特别可疑的资本外逃案件，发生在2001年11月末，有385辆装甲卡车将数十亿巨额美金，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际机场运往美国，还有大量资金通过其他较小的国际机场，运往乌拉圭和巴拉圭等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一般都金融监管松弛，属于著名的全球金融洗钱中心。阿根廷国会议员卡利罗曾指出，转移到海外的数百亿美元外逃资金，相当部分是阿根廷民众的存款，民众信任并将自己的储蓄托付给外资银行，结果却在2001年12月遭到冻结。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郑良芳指出，中国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渐进道路，特别是银行、证券等领域开放起步较晚，直到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才面对美国要求开放金融领域的压力，人们对金融自由化的潜在风险认识不深，更应深入研究阿根廷等先行转轨国家的前车之鉴。

　　教训三：金融开放应竭力防止形成官僚买办的利益集团。

　　阿根廷腐败官僚买办阶层的形成，是最终酿成严重危机、造成民众惨重损失的重要原因。官僚层为获得腐败利益，无视外来竞争对民族经济的强烈冲击，对美国的全球化、自由化建议言听计从，放弃政府对国际金融资本流通的监管，任凭外资控制银行、证券等战略行业。阿根廷前议员马里奥曾指出，前经济部长卡瓦略在美国的支持下，作出类似殖民地的货币局制度安排。西方财团同阿根廷的少数富翁勾结，通过高利率的外债、国债等形式进行掠夺，金融开放和外资银行提供了资本外逃渠道，10年来向海外输出了1300多亿美元财富。阿根廷议会还向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提供了一份花旗银行涉嫌洗钱的证据文件。

　　金融开放中出现腐败的官僚买办利益集团，还会严重威胁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有关专家指出，需要加强法治建设，调整构架形成权力制衡和监督，防止腐败势力同外国势力合谋，造成国家利益的严重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