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在郑州市新华一厂家属院，郭宝尚持刀致人一死一伤后自残，被送到医院后危在旦夕。郭宝尚住院后，救治需要医药费，但亲属说家庭贫困，出不起；送他去医院的民警称公安部门没这项开支，拒绝出；民政部门认为嫌犯不在救助之列，也不出。为了挽救杀人嫌犯的生命，河南商报热线记者部主任白润岱为其送去2000元医疗费。此举见报后，却引发各方争议。（8月10日《京华时报》）

　　救人本是一种善举，哪怕他所救的是杀人嫌疑犯。从这个层面上讲，记者交费救人应该得到社会的赞赏，这种济人于危难的责任感，无疑是其作为社会人所具有的社会责任的体现。他的善举之所以引起争议，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行为让有些人觉得越位。正如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建伟称，在家属无力负担费用的情况下，救助重伤嫌疑人应该是政府出面，不是记者的事，记者只是事件的记录者，这样做是越位。应当说，如此评价虽然稍显冷漠，但也有其合理的逻辑。毕竟，在传统的新闻学理论中，新闻需要的是客观的报道，新闻记者应当置身于自己所报道的事实之外。

　　那么，救人惹争议的尴尬，是否意味着新闻记者必须做一些角色牺牲，必须做一个人格分裂者呢？在我看来不是这样。有个可以辅助我们认识的理论，就是有关“公共新闻”的理念。“公共新闻”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闻界提出的新闻概念，它也被称为“公民新闻”。其特点是：“新闻报道与媒介活动相结合，新闻传播者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还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众事务中，发起公民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可见，在公共新闻中，记者不仅在报道事实，同时也在策划事件。

　　按此理论分析，可以发现河南商报记者的所为不仅没有越位，而且恰恰是一种“公共新闻”的雏形。一方面，他的行为帮助政治团体解决了社会问题，避免了个人的悲剧和事件的恶化；另一方面，他的举动成为了一个新的新闻事件，能够引起公众的讨论，进而可能形成舆论，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显然，这种旨在帮助公共生活顺利进行的做法，比简单地报道新闻，然后或冷漠或无奈地看待事件的发展更有意义。

　　也许，有人会质疑记者为何不去救济其它需要救济的人，而单单救济一个待救的杀人嫌疑犯？在我看来，这种质疑实则是一种苛求。客观地说，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选择性的行善并没有任何过错。退一步说，就算以功利的眼光衡量，在这个特定的事件中行善，可以将一个被忽视的社会问题提及到公众议题中，其社会意义也更大一些。因此，在公共新闻的视野下，“记者救人”并未越位。

　　来源：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李劭强（南京 高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