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鬼情未了

　　——丰都巨资打造新鬼城的背后是民间鬼神崇拜回潮

　　采写:本报记者　韩福东

　　今年上半年，有鬼城之称的丰都县决定做两件事:申请将鬼城庙会列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打造新鬼城。后一个计划，将耗费掉大约2.3亿元的资金，除了世界上最大的阎罗王坐像，这笔钱还能令现有的人造十八层地狱景点面积扩大十倍。这座有悠久鬼文化历史的小城因此卷入了一场争议……

　　“鬼把戏”、“装神弄鬼”、“乌七八糟的不文明的东西”……即便打着“鬼文化”的招牌，丰都还是遭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尖刻的批评。争议事实上在20年前举办鬼城庙会时就已存在，只是这次的分贝更高一些。

　　丰都是传说中阴曹地府的所在地，民国时期，这里庙宇林立，盛行着各种名目的鬼神崇拜。新中国成立后，清理“封建迷信”成为一种潮流、一项全民运动，不要说鬼神塑像，就连佛教、道教的庙宇，也曾在“破四旧”的洪流中被拆毁。

　　如今，曾被毁掉的庙宇多在原址上重新站立起来，在1990年代，“鬼国神宫”、“阴司街”等“鬼文化”工程也开始在丰都上马。“鬼文化”的台词背后，更多的是发展旅游经济的考量，而大的社会背景则是:“鬼神”不再是一个令人谈而色变的名词，它成为可被地方政府利用的有效资源；而时代的开放与包容，也令一些传统的民间习俗和信仰有了更自由的生长空间。

　　虽然丰都县在宣扬“鬼文化”时，特地声明鬼神的“子虚乌有”，但在部分群众中间，“鬼神”还是再度有了生命力——这不独是丰都特有的现象。而我们不能将此理解为历史记忆的简单复制，事实上，它也产生了很多变种。“鬼城”丰都，成为我们描述这种现象百年变迁时放大的一个切片。

　　鬼故事

　　鬼神与冥界的故事，差不多每个丰都人都能随口讲出三五个

　　谭振林今年71岁，住在丰都城边谢庙咀菩萨庙旁边的小屋内。在庙门的一侧，有两张用红布遮盖的长桌，其中一张上面写着:算八字抽卦。

　　“靠算八字谋口饭吃。”这样的晚景，超出了谭振林年轻时的预期:“我原来不信算卦的，看见别人算就把他拉走。平时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考虑祸福。”30多年前，他的观念有了动摇:在一个儿子死去，另一个儿子先后三次险些遇难之后，他遇到了一个会算卦的农民。谭振林说，此人能清楚地说出他儿子的遭遇。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并促使他也学了些占卜的知识。

　　在丰都县的公共空间内，不难看到算命先生。总体而言，他们的信誉度并不高。在当地信奉者中拥有好口碑的是那些住在偏僻农村内的职业占卜者。他们不主动招揽业务，但总有闻名前往的信徒，有时还被个别政府官员开车接走。在乡村的熟人社会中，他们依靠民众的口耳相传积累自己的信用。

　　有的算命者被赋予了巫术的色彩。在丰都，流行“看水碗”:将几枚硬币投入水碗中，就可看出某人的休戚祸福，并且能够给出化解灾祸的方法。据村民们介绍，“看水碗”的大师通常让信奉者烧纸钱或稻草做成的毛船——这被认为是与鬼神沟通的一种方式。

　　一名陈姓公务员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他的母亲前去找一个算命先生占卜祸福，在路上遇到一个同样前去求卦的人，这个人随身只带了两扎面条，准备送给算命先生。在路上，该人愈发感觉有些寒酸，就把两扎面条放在路边一个山洞口。到了目的地后，这个算命先生说:“给我什么报酬我都不会嫌少，哪怕是两扎面条。”在回来的路上，他们看见路边洞口有蛇围在两扎面条旁。

　　“这是我妈亲历的事。”讲述者强调说。这个故事暗示听讲者:这个算命先生预测和化解灾祸的能力，来源于附在他身上的蛇仙。

　　类似的故事，在丰都不难听到。70年前，在重庆乡村建设学院任教的社会学家卫惠林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在名为《四川丰都宗教习俗调查》的论文中说，“关系鬼神与冥界的故事，差不多每一位丰都人都能随口讲出三五个。有几种故事几乎大多数丰都人都能讲得出来，同时每个丰都人都能讲出一两个新的故事。丰都不只是神话故事流传的地方，并且是制造神话故事的中心。多数故事都不是陈旧的，而是新鲜的。讲故事的人，在叙述本事的前后，总要声明‘这是实有其事’、‘这是亲眼看见的事’或‘故事的主人还在’。”

　　传说中的鬼城位于丰都县东北边的名山上。周朝时，丰都为巴国的别都。而古代巴族巫风颇盛，俱事鬼神，有“鬼族”之称。史书上亦记载，名山的最高顶，是汉朝阴长生、王方平二人“蝉蜕之所也”。这两个人在“得道成仙”后，日益受到人们的崇拜。丰都修地方志者认为，后人将阴、王二人附会成“阴王”——阴间之王阎罗王，使这个原来就有事鬼神传统的地方，成为了阎罗王的居所。

　　路引与阴差

　　民国年间盛行的东西如今再次出现，一些丰都人重操“迷信职业”

　　民国时期，每年的农历正月初旬到二月中旬，丰都名山都有很盛大的香会。卫惠林调查期间，受匪乱影响，这一年的香客不及往年的十分之一，但仍超过5000人。

　　香客的祈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活人的，其目的多为求病愈、求延寿、求生子三种。另一类是关于死人的，即求死者灵魂免去地狱的苦楚，或早得超升人界。

　　香客在离开时，必带两种东西回去，一种是路引，一种是催生符。这两种东西将保障人从生到死的安全。按照卫惠林的解释，路引上有阎罗王、城隍和界官等三个印，人死后焚烧路引，被认为可以免去沿途关隘小鬼的盘问，安全地走到阎罗王面前。催生符上也有同样的三个印，上面还有“语忘敬遗”四个字，香客们相信，在孕妇临产时将符烧化后服之可以催生。

　　现在，在丰都县的名山风景区中，仍有工作人员在向游客兜售路引，花上十元钱，在路引上写下已逝亲友的名字，工作人员即宣称，逝者将获得超升。催生符已被“福寿启文”所替代，它可以起到保佑生者一世平安的作用，同样只需10元钱。

　　据《四川日报》1957年5月27日报道，新中国成立前，在方圆不过5里的丰都小城里，两万居民中竟有一千以上的人口是全靠从事“迷信职业”过活的。30多岁的陈榜禄，绰号“老太爷”，解放前是一个阴差，“他说他过去为了混饭吃，受了城隍庙大烟和尚的利诱，每月定期装死，自称‘阴差’，奉阎王的命令到‘阳间’捉拿生魂。当时凡是经他提名的人，都必须给城隍庙捐献灯油，以期免被捉拿。‘老太爷‘在每次完成使命之后，就可以到城隍庙吃饭，并且得些骗来的灯油钱。”

　　新中国成立之后，和其他的阴差一样，陈榜禄“悔过自新”，他的新职业是在街头叫卖熨斗糕。不过，时至今日，在丰都县仍然有自称阴差的人，但他们的使命不再是奉阎王令“捉拿生魂”，而是可以赴阴曹地府打探死者鬼魂的消息。

　　树人乡前丰村村民杨奇林因妻子生病，曾找过本乡的一位曾姓阴差。曾姓阴差年近八十，但身体健硕，话不多。他的收费标准并不高，每次只要几十元钱。据杨奇林的邻居说，熟识的人，他20元钱即可“走阴”(前往阴曹地府)一次。

　　他和家人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前，因曾随一位阴差“走阴”，被阎罗王看中，此后即能在夜间“走阴”。每次“走阴”前，他都要向门神、城隍等神敬拜。到阴曹地府后，有时还要乘车乘船。

　　据这位阴差讲，他“走阴”时并不呈现昏迷状态，但此时听不见阳间人说话的声音，需要借助“水碗”做媒介。这位阴差同时具有“看水碗”的能力，他在给杨妻看过病后，让她烧了些纸钱等物。但杨妻病情仍在持续，在今年6月份的一天，她因无法忍受病苦，上吊自杀了。杨妻死后，他再次被接了过来。杨奇林的母亲说，阴差去阴曹地府查看了之后，告诉他们，给死者所烧的“灵房”等物，她都已收到，只是家具不全。

　　神会组织另类再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人又将业已消失的会道门和气功联系到一起

　　1949以前，丰都广泛存在着一种善于做“扶乩”(一种通过降神来医病指迷的巫术)的固定组织，名曰“文坛”。“据说最盛时，单是城区有‘文坛’百余处之多，为一种神会，每神会奉祀一位或几个神仙，专司降乩，求签问病等事。各文坛中用扶乩的方法，可以制造出许多新鲜的神话。如‘关帝被诸神选为玉皇大帝统治世界’，‘无极圣母降世说法昭示世界劫难’等神话，每有一神话产生，或用善书，或用口传宣传出去，时常可以引起很大的轰动，宣传力量愈大，该文坛即愈发达，时常可以产生出来新的宗教，或变革宗教信仰。文坛的主持人，多为读过书的人，纠集若干会众以附和之，此种组织在其他地方亦有，但在丰都非常发达。”卫惠林在丰都调查期间，据说城内尚有三十余处“文坛”。而农村，则为各种文坛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民国时期，丰都县的“文坛”大多由各种会道门所建立。会道门的种类非常多，计有四十余种：一贯道、丰善堂、同善社、皇极道、善化坛等。目前，丰都县档案馆尚存有30卷有关当地会道门情况的资料。

　　加入各种会道门时，一般都要盟誓，一但违戒或退会将天打雷轰。而且它们时常伪称集各宗教之大成，例如一贯道即宣称“儒释道耶回”五教一体。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这些会道门在丰都基本消失。

　　三四十年后，丰都县一个叫刘兴中的人又将会道门和他的医术联系在了一起。刘兴中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丰都县颇为流行的气功——“仙都速成内功术”的创始人。丰都原气功协会理事、丰都中学一级教师隆泽英说，刘兴中曾拜过秦姓、刘姓两位师傅，秦师傅是药王庙的弟子，刘师傅系游方道人，丰都同善社信徒，曾拜彭述古(“同善社”的重要领袖)学内丹功。

　　刘兴中的气功吸引了很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加入。丰都县文化馆副研究员高应平曾在《鬼城奇人》一书(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4月版)中讲述了刘兴中的“遮天蔽日”本领：下午3点过5分，万里无云，太阳刺得人根本无法睁眼。只见刘兴中“伸出双手盘成一个大圆，嘴里念念有词，那双手又是晃又是抖……大约过了两分钟，他叫我向天空看去。天哪，真神奇！此时我的双眼不仅能直对太阳看，而且还看到太阳成了一个美丽的光环，紫红色的光环就像出现了日全食那样。”

　　在那次遍及全国的气功热中，刘兴中拥有众多的追崇者。据隆泽英介绍，刘兴中最初在财神庙教功，学员在练功前均要烧香、拜神。

　　短暂沉寂

　　随着政府清理，求神拜佛的行为渐少，到“文革”中后期，鬼神崇拜再次兴盛

　　冯吉生从小父母双亡，不识字，靠织布为生。1945年他39岁，害了一场病，用药无效，听别人说划神水吃了就好病，就来到三五庙加入了邱主龙门道，拜杨海荣为师。有高中学历的徐丹犀也在四年后加入了会道门——天道。之所以作出这个选择，是因为“听信了消灾避难的宣传，还带点好奇心，又听引道人说，每礼拜讲孔孟学说，我自幼没有读过四书，想知道一些‘子曰’”。

　　民国时，国内天灾频仍，战祸不断，丰都亦不例外。会道门的宣传也具有时代特征，吸引徒众多从治病、消灾避难入手，对稍有文化的人，也讲解儒教理学。徐丹犀入了天道之后，还不断劝其他人加入，他的父亲即在他的劝说下入了道，并在自家成立了个道堂，自任坛主。但这时，新中国马上成立了。

　　清理会道门的运动成效显著，但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到1953年，政府发现，至少仍有天恩等道专职人员51名，道众1102人。1954年，丰都县公安局高家镇派出所在一份报告中称，“虽然在取缔时给予了一定的打击，不敢进行公开的活动，但是对组织没有摧垮，因而仍有残存的大小道首进行活动。”例如，有一个叫曾尚福的会道门领袖，每天太阳落山时都要回家一次，关门“打坐”，还有人看见他在念经咒。他信道虔诚的姐姐曾尚莲对邻居说，“别人的麦子长火烟包，我的麦子没有长，就是你们没有信神”。

　　信神者仍然存在，并且他们常常分不清佛教中菩萨与神的区别。有些“根正苗红”的贫农也未像当时所宣扬的那样“觉悟高”，40岁的王洪猷就是一个例子。1952年久旱不雨，他组织当地群众出钱敬神。1953年，先后两次，因妻子生病，他到佛耳岩观音菩萨面前求来“神丸子”和“神水”，他妻子用过之后病就好了，这成为他向别人宣讲敬神敬菩萨好处的例证。在“反对封建迷信”的全国性运动中，他还坚持自己的意见，私下里对别人说：“说迷信是假的，可我那天睡得迷迷糊糊的，发现一个非常大的人站在我床边，我小孩就吱吱地叫唤。我看还是有点真，我还是要给观音菩萨点油灯，还是要烧符字。”

　　但随着政府清理，类似的行为越来越少了。会道门首领被判刑，神汉巫婆遭到批斗，庞大的宣传机器也在舆论上对“封建迷信”展开围剿。只是到了“文革”中后期，鬼神崇拜才又有了死灰复燃之势。有村民称，那段时期，“封建迷信”氛围最浓，而记者采访到的带有巫术色彩的行为，也多在“文革”中后期萌生。

　　1979年5月，丰都县科协注意到，“在我县有个地方，竟出现了敬神信鬼、消灾祈雨、神药治病等封建迷信活动”，第二年春，丰都县农村又开始“较为广泛地流传着一种迷信邪说，危言耸听，说什么‘天桥断了，要若干童男童女去填补’，还说什么‘小孩穿上红衣服才能消灾免难……’不少社员受骗上当……还有的请‘七仙姑’，预卜祸福，烧香磕头祈求保佑。”

　　民国时期的鬼神记忆，在经过短期的沉寂之后，开始在丰都复生。

　　大搞“封建迷信”？

　　丰都修复庙宇、兴建以鬼神为卖点的旅游景区、举办鬼城庙会的行为受到质疑

　　作为改革开放的伴生物，民间分散的个体性质的敬事鬼神传统在全国各地都有出现。不过，民国时期全民汹涌的鬼神崇拜风潮，在丰都并未重演。不信鬼神者所在多有，信奉者，也没有了以前的虔诚与狂热。巫术的形式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阴差”不再“捉拿生魂”，“看水碗”也不似卫惠林调查时期那样可以寻找盗贼：“碗前置一素油灯，巫师焚香作法，以左手掌张于水碗旁，以右手中指，在左手掌上作回旋状摩转，由一十二岁未满之儿童，注视其手掌。稍时手掌中即可发现光明，由小而大，如一圆镜。求术者所欲查问之事，即在手掌中出现。窃贼之容貌，衣饰动作，所在地方，都能在掌中看出。但有时也可从磨光中看见已死的人，及其在阴间的状况。”

　　鬼神崇拜的回潮并没有对社会秩序造成大的影响。从记者了解的情况来看，政府也很少用权力去干预这种习俗。上世纪八十年代盛行的科普宣传，也在21世纪式微。丰都县科协如今的工作人员，对民间信仰的情势一问三不知。

　　到了1980年代末，政府想要提升当地的知名度，并促进经济发展，终于还是决定充分利用一下鬼城文化，修复被拆毁的庙宇，兴建以鬼神为看点的旅游景区，举办鬼城庙会。在部分人看来，《焦点访谈》栏目的批评并不到位，该栏目甚至指控部分鬼故事书籍是“非法出版物”，完全滑入了另一个话题。在民间信仰问题上政府权力的限度究在何方？将其视为“封建迷信”一概取缔么？这显然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争议在一开始就存在，当时的县委书记周浩义还特意在当地媒体上声明，他们不是在搞封建迷信。事实上，鬼城庙会与民国时期的香会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丰都县文化局局长夏祥斌是庙会的总策划，他们会通过艺术形式表达他们对鬼神起源的理解：对婚姻不公、官员腐败等的憎恨，使人们期望存在一个公正的阴间世界，于是产生鬼神文化。

　　鬼城庙会举办前后，气功热引起了政府的注意。部分气功同样带有巫术色彩，只是他们适应时代，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其组织性和动员能力也与民间松散的鬼神崇拜有很大不同。1990年代，在隆泽英刚刚由气功协会理事升为理事长时，政府禁止公开练功，并解散了气功组织。正呈蒸蒸日上之势的气功热开始降温。

　　隆泽英在此后接到民间教会的邀请，虽然她没有加入，但也感到他们在当地的影响。丰都县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主任黄文全说，“生命粮”、“全能神”等伪基督教在当地拥有很大市场，十直乡的基督徒甚至宣称，“生命粮”等教在该乡的人数超过了基督教。丰都县主管反邪教的政法委副书记赵林荣向记者证实，“生命粮”、“全能神”都是政府明令禁止的教派，但他拒绝透露具体信息。

　　据黄文全介绍，这些伪基督教派非常相信神迹，有病亦不吃药。在这一点上，契合了当前“看病难”的现实。处在弱势和苦难中的人，相对更容易信仰神秘力量。虽然各种信仰会适应时代而展现出不同的面貌，但他们的共同点是，总能满足人们迫切的现实需求。

　　民国时期的会道门没有复生，部分气功组织可以视为其变种，而在气功热之后，各种异化的基督教派，也在祈拜着神的救赎。他们以反对鬼神等偶像崇拜的方式，进行着另一种偶像崇拜。

　　(感谢丰都县档案馆对本文的帮助)

　　图：

　　这尊巨大的塑像名叫“玉皇大帝”，是丰都近年来修建的旅游观光景点之一。早在1998年前后移民搬迁的时候，这尊塑像就已经动工修建，但进度缓慢，历经8年打造，至今都没有完成。据重庆某媒体报道，丰都县正斥资2.3亿元对鬼城进行全新规划包装。届时，这座现代“玉皇大帝”的写意雕像，经过外部装饰后，会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阎罗王”像。

　　CFP供图